李鹏与周恩来夫妇的交往

    2014年夏，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了外界对他身份的一个传言。“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李鹏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与他们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

    初次相见

    李鹏第一次见邓颖超时，还在四川省立实验小学上学。

    1939年6月的一天，头上绑着纱布，正在学校卧床休息的李鹏，突然接到从成都捎来的消息：家里来人了，你赶快回来。

    他知道“家里”指的就是党组织。于是李鹏赶忙从温江赶往成都。到了成都的家里，李鹏发现屋里坐满了人，有一位和母亲年龄相仿的中年妇女正在讲话。她就是邓颖超。

    看到李鹏进屋，邓颖超停下来，走过去，热情地拥住他：“兰兰，你都长这么高了。”

    “兰兰”是李鹏的小名，与他的三姨赵世兰有关。李鹏的母亲赵君陶和姐姐赵世兰感情很深，因为她终身未嫁，于是承诺道：将来无论生男生女，都取名兰兰。

    邓颖超发现了他头上的纱布，关切地询问。李鹏简单将日军轰炸，自己因为害怕而从上铺掉下来的经历讲给她听。

    开完会后，邓颖超与赵世兰商量，能否带受伤的李鹏到重庆，正好赵君陶也在那边搞地下工作，便于照顾他。赵世兰同意了。

    为了避免暴露赵君陶的身份，李鹏被安顿在周公馆，当时周恩来已经到延安去了，他就与邓颖超一起吃住。后来，又被送到育才中学读书。

    1940年秋天，消息又从家里捎到学校来了，这一次是要他赶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去延安。在办事处，李鹏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对邓妈妈说：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像硕勋了。”

    “硕勋”是指李鹏的父亲李硕勋。他曾参加武昌起义，后来相继担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等职位，1931年在海南岛被国民党抓捕杀害，当时李鹏才3岁。

    李鹏已经12岁了，个子蹿得很高，但是有点驼背。周恩来用巴掌拍了拍他的背，又用拳头轻轻敲了敲，嘱咐他挺起胸膛来，“这样身体才健康”。

    总理的饭局

    李鹏在延安一直呆到了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后，中央决定从延安各机关学校组织干部学生到东北去，李鹏也在其中。

    李鹏回忆，在延安，他和周恩来夫妇经常见面。但到了东北后，这种机会就很少了。李鹏先是被派到苏联留学，回国后回到东北，进入丰满发电厂工作。

    虽然见面很少，但周恩来一直在关注李鹏。1962年6月，周恩来与邓颖超一起到东北视察工作，参观丰满发电厂时，没有看到李鹏，便问：“李鹏怎么没来？”厂长回他：李鹏已经调到沈阳东北电管局工作了。

    过了两天，李鹏就接到通知，要他和妻子朱琳到陵北宾馆去，周恩来和邓颖超要会见四位烈士子弟及配偶。

    周邓两人虽然还没见过朱琳，但早就听说她了。1959年，朱琳生第一个孩子李小鹏时，正是邓颖超请来的著名产科专家林巧稚，让羊水意外破裂的朱琳顺利生产。

    在陵北宾馆，大家原本想趁总理请客的机会，能“打打牙祭”的。结果端上来的大部分是素菜，荤菜只有一条红烧鲤鱼。吃的饭是小米饭。邓颖超说：“请你们吃小米饭，就是让你们不忘过去。”

    调入北京

    1966年，李鹏被紧急调回北京出任北京供电局的代理书记。事后李鹏才知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估计北京要乱一阵子，他很担心北京的供电、供水、煤气、交通等出问题，影响北京秩序。于是特别为此召开会议，首先要时任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向北京供电局派一名得力的干部。刘澜波推荐了李鹏。

    “周总理听了以后说：他太年轻了，行吗？”李鹏在回忆录中写道，“刘澜波说：李鹏同志在东北工作了11年，表现很好，现在38岁了，已经到中年，而且是东北选拔的后备干部。周总理听了以后说：他都38岁了，我们这些人是老了。周总理当即批准了。”

    调到北京后，李鹏也受到了文革冲击。因为第三批留学苏联的经历，他被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阜新发电厂派人到北京来，要带李鹏回阜新去批斗。但两次要人，都被军代表张晓光挡回去了。一次和张晓光聊天时，李鹏才知道，他们这些留学苏联的干部被打成“苏修”的问题，周恩来已经知道了，“周总理说，你们第三批人没有这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后来，北京电管局革委会还向上级机关打报告，建议将李鹏调出北京供电局，因为他有“苏修特嫌”问题。

    1970年6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了水电会议的代表，李鹏也在其中。在讨论过程中，周恩来特意点了李鹏的名，问他是否有“洋教条”、是否对工人有管卡压的现象。李鹏皆承认，做了自我批评。

    会议结束后，李鹏心情颇为低沉地说：今天我受到总理批评了。李德生劝他：这哪里是批评呢，是总理对你的关心。余秋里也说：你不懂，批评你就是让你出来工作的。

    余秋里的话果然得到了验证。1971年，李鹏被任命为北京电力工业局革委会副主任。

    广场上的悼念

    周恩来去世后，李鹏和夫人朱琳几乎天天到广场去悼念，也数次带领三个孩子前去。4月4日，清明节这天，吃过晚饭，他又和夫人到广场去了，边走边看那些影射“四人帮”的诗句。

    忽然，李鹏看到几个穿中山装的人过来要撕掉那些诗句、条幅，人们不让撕。李鹏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眼观四方，发现有人在挤动，将人群赶向纪念碑。凭我的政治嗅觉，我知道这是在准备清场，我立刻带大琳（朱琳）从人群中挤了出去。”

    李鹏当时可能也被盯上了。他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又过了几天，大琳接到邓妈妈秘书张元的电话。张元说：如果李鹏不见了，你必须追问和李鹏最后在一起的是谁，是谁带走了李鹏。”

    好在，最坏的情况并没有发生。随着 “四人帮”被打倒，中国从政府到民间，秩序逐渐恢复。

    李鹏也在中央要求干部年轻化的大背景下，不断被提拔。到1983年6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李鹏的这本回忆录，也暂时到此截止。但他和邓颖超之间的情感一直没有断开。据长期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担任秘书的赵炜回忆，1992年7月10日晚上8点多，李鹏和朱琳到病房看邓颖超。赵炜趴在邓颖超耳边报告，她则用微弱而沙哑的声音吐出两个字：“李鹏……”那是她去世前，说的最后两个字。

    （《看天下》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