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个鲜为人知的自我评价

    1926年1月，根据组织安排，22岁的邓小平和十几名同龄青年由法国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6月，在填写该校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时，他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中这样写道：“能作宣传及组织工作。”这个自我评价和其他一些评价，如“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自我评价，“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党内外评价相比，鲜为人知。

    在战争环境中，宣传工作须臾不可缺少，对此，邓小平驾轻就熟

    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邓小平已经显露出善于搞宣传工作的特长。其时，他一边做杂工，一边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杂志的编辑工作。他勤于思考，思维敏捷，口才流利，发表的文章充满激情、言辞犀利。也因此，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他被编在了以“理论家小组”著称的小组里。

    这些经历使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与宣传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在中央苏区时，他领导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担任过几个月的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在1933年因遭受错误路线的打击而陷于人生最困厄时，又重操旧业，主编起《红星》报来。《红星》报是中革委的机关报，在仅有几名工作人员的情况下，邓小平亲自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跟着走”，在战斗和行军途中，坚持编辑出版报纸，为团结和鼓舞红军斗志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提名下，邓小平重新回到部队任职。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从宣传部门开始的，即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此后，由于出色的工作，一直升至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从这时起，作为政治主官，邓小平和军事主官刘伯承一起并肩战斗13年，互相尊重，默契配合，一起研究制定战略战术，共同指挥战役战斗，带出一支威名远扬的刘邓大军，留下“刘邓不可分”的佳话。军队政治工作的经历，奠定了邓小平作为一名伟大的军事家的基础。

    在瞬息万变的作战中，邓小平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受到毛泽东的倚重

    最能体现邓小平组织工作能力的是他一生担任过三次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第一次是1927年年底。当时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23岁的邓小平作为中央政治局的秘书坚守岗位，作会议记录，安排会务等，工作非常干练。因此，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第二次是遵义会议前后，邓小平被调离《红星》报，担任中央秘书长，负责毛泽东行军打仗期间的日常安排。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也是发挥他的特长，对他的“知人善任”。这也说明，在瞬息万变的作战中，邓小平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卓越超群，受到毛泽东的倚重。

    第三次是1954年4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任命的，这次会议还任命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小平党中央秘书长的职务保留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但实际上，他担任党中央秘书长性质的工作应该从1952年8月进京时算起，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长达14年之久。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组织能力是非常赞赏的。1953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这样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同月，邓小平又被任命为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长，具体负责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基层选举工作。这次普选是我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也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直接为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在其中所发挥出的组织才干有目共睹，他也由此获得了广泛赞许。

    （《北京日报》6.30 蒋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