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浮游

　　57万中国海员承担着我国93%的外贸运输任务。全球至少有65亿人享受着他们带来的便利，而他们却被人们渐渐遗忘。

　　6月13日上午9时20分，经过两天半的航行，从中国上海港开往日本东京港的中远菊花号货轮开始进港。

　　59岁的于琦已经记不清这是10年来第几百次指挥货轮在东京港完成自主停靠了。每7天一个班次，在从上海到东京之间的航路上，进进出出不同的港口卸货装货。他站在驾驶台上，闭着眼睛都能说清这里的风流、水深，可每次停泊还是不敢大意。2万吨重的货轮只需轻轻“一吻”，就可能将码头顶出一个大窟窿。

　　最危险的情形并不是把这个138米长的庞然大物停进狭小的停泊位里，而是躲避繁忙的往来船只。就在三个月前，东京湾附近刚发生过两艘货船相撞的事故，造成8名中国船员失踪，1名中国人丧生。

　　“心脏”与“大脑”

　　6月10日一大早，王银兴急匆匆赶到上海外高桥码头。这是他第一次当菊花轮的“老轨”，需要抓紧时间熟悉轮机的“健康状况”。

　　提着行李迈上甲板的一刻，他觉得眼前的船长有点眼熟。

　　“于琦！”王银兴惊喜地大叫。

　　于琦愣了一下，定睛打量这个微微发福的中年人。“王银兴！”他伸出蒲扇般的大手拍在对方肩膀上。

　　33年前，王银兴第一次出海，于琦是船上的大副。“他可是我们中远当时最年轻的大副，后来成为最年轻的船长！”

　　在相隔三分之一个世纪后，他们再次同船出海。一个是带领货轮安全行驶30年零事故的老船长，一个是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高级轮机长。

　　“大多数情况下，船员工作的船舶、航线以及船上合作的团队都是不固定的。现在是同舟共济的兄弟，第二次搭班可能要相隔10年、20年，也许要等一辈子。”王银兴感慨地说。

　　所谓“老轨”，是船员们对轮机长的尊称。王银兴也不知道绰号的来历，他猜或许有两个原因：轮机工必须遵循职业规范，需要维修保养的机器，绝不能有半点怠慢，否则机器就会闹脾气甚至“罢工”；轮机部的工作场所位于货轮的最底部，在烧煤的年代，轮机工们每天要运送数十吨煤炭为轮船提供动力，脸被烟灰熏得黑乎乎的，好像从地狱里钻出来的“鬼”。

　　打开轮机部的大门，机械运转产生的热浪混杂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扑面而来，王银兴闻到了柴油与机油混合的熟悉味道。他快步走下旋梯，仔细打量着已经服役14年的主机。机舱正中间足有两三层楼高的主机，在一批批船员的悉心照料下，依然保持着鲜亮的外貌，像人的“心脏”，源源不断为复杂的躯体输出强劲的动力。

　　从轮机部往上爬7层，就到了菊花轮的“大脑”驾驶台。大副费云交了班却没有急着回房间休息。

　　船是在夜里进港的，费云在船头下锚后，开始凌晨4点到早8点的值岗。交班后，他还要核算集装箱配积载是否科学，然后带着水手到甲板上把固定装置全部检查一遍才能安心休息。

　　“任何一个安全小隐患都可能酿成大祸，来不得半点马虎。”费云一脸严肃地说，4月16日，韩国“岁月”号客轮倾覆，造成超过300人死亡或失踪，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货物没有绑扎加固，以致客船急转向时货物移向一侧，导致船体无法逆转的倾斜。

　　与海盗和台风较量

　　6月11日，菊花轮进入公海。随着陆地渐渐远去，手机信号一格格消失直到完全没有。

　　海面上翻起小朵白色浪花，站在船头的政委傅奇眯着眼睛凝视片刻，满怀自信地说：“风速每秒12米，看来太平洋‘心情不错’。”

　　2009年的一天，也是这样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傅奇遭遇了海盗。

　　亚丁湾，早8点，时任二副的傅奇正与大副交班，无线电里突然传出一阵急迫地英文呼救声：“我们被海盗攻击，海盗已经登船，请求军舰帮助！”

　　傅奇抄起望远镜，发现前方7海里一艘杂货船被橡皮小艇团团围住，隐约可见有人通过绳索向上攀爬。

　　对方喊叫了一段时间，没有军舰应答。傅奇赶忙通过无线电询问对方情况，还没来得及回应，“啪啪啪”一阵枪声响起，然后便是死一样的寂静。

　　“完了，海盗肯定已经控制了驾驶台。”傅奇看到货船速度明显降了下来，渐渐停在了海中央。

　　遇到这种情况，商船也无能为力。傅奇与同事一边向右转舵，绕开被劫持船只，一边继续在无线电里求救。终于，附近一艘英国海军有了积极反馈，表示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返航的路上，傅奇还在惦记那艘货船最后的命运。没想到，遇险的经历还未结束。

　　傍晚时分，傅奇所在商船刚刚驶入亚丁湾，雷达扫描发现前方十几海里出现一艘可疑货船船体偏离航道，并横向停在海面上。

　　他倒吸一口冷气，马上通知船长。“尽量远离，往右转舵。”船长发出命令。

　　但每当他们的船往右转，对方也跟着往相同方向缓慢调整。“不对，肯定是海盗！”船长拉响警报，启动防海盗登船的应急准备。

　　对方船只越逼越近，还有不到2海里时，船尾忽然放下来十五六条橡皮小艇，像鲨鱼围攻猎物一般狂奔过来。幸运的是，此时商船速度已经提到25节，瞬间掠过对方船头，将小艇远远抛在了身后。海盗们追了几海里，最终放弃。

　　就在傅奇遭遇海盗的几个月后，过往亚丁湾的商船逐渐配备了全方位防海盗措施，不仅有持枪安保人员护航，还架上了通电铁丝网，并设置了防弹安全舱。索马里海盗威风不再。

　　1985年，于琦在一艘货轮上当实习船长。气象预报附近海域将有热带气旋生成，也就是可能出现台风。当班船长决定偏离航线躲避台风，没想到竟一头撞进了台风眼里。

　　“一开始，那片海域还是风平浪静，天空中甚至挂满了耀眼的星星，显得特别不真实。”于琦不知道，这只是灾难来临前的短暂宁静。

　　大约一个小时后，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30多米高的冲天巨浪，一个接一个压过来，数千吨的大船犹如一叶孤舟，一会儿被抛至涛峰，一会儿又被浪心吞噬，船体左右摇摆五六十度，随时可能颠覆……

　　于琦也不记得当时是怎么熬过了台风，只记得当风浪过去后，每个海员的脸色都惨白如纸。

　　被遗忘的职业

　　“90年代，海员可是数一数二的职业选择。”水手长王伟兴当了20年海员，亲身经历了海员收入待遇和社会地位从山峰跌入谷底的过程。

　　在改革开放之初，海员由于能经常出国、赚外汇、收入高、享有免税购买进口电器等便利，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可现在，海员的职业排名一落千丈。在中国，由于水陆工资差距逐渐缩小，海员的社会地位不断被边缘化。

　　如今，沿海城市已很难招收到年轻海员，只得向西部内陆地区转移。而高等院校航海专业毕业的高素质航运人才流失也十分严重，一些学校甚至很难招到学生。“等我们这些50年代出生的老家伙退休了，就会出现人员断档。”于琦和王银兴很焦虑。他们害怕代代相传的航海经验断送在自己这一代。

　　6月18日凌晨，菊花轮终于驶进上海港。原本7天的出海日程因为大雾，变成了9天8夜。船上瞬时热闹起来，久候在码头上的海嫂们带来了新鲜水果、维生素，还有亲手缝制的衣物；码头机械吊臂牵引着巨大的集装箱在空中飞舞，每结束一个区域的装载，值守的水手们都要再仔细检查一遍；准备休假的船员开始逐项完成交班……

　　凌晨2点，大管轮蔡军花60元打了辆“黑车”赶回家。早晨6点，他准时坐在饭桌前陪女儿吃了一顿久违的早餐。

　　低沉的云层由深蓝转为银灰时，蔡军返回菊花轮，迎面遇到了一夜未睡的于琦。

　　于琦像以往一样，站在甲板上送走回家休假的老船员、迎接替班的新船员。

　　“我这辈子最值得夸耀的，就是在每次出海时，都让自己的船员平平安安回到家人身边。”他对着身边提着行李准备下船的王银兴絮叨着。王银兴有了新任务：在远航客轮上担任“老轨”。

　　“有机会的话，咱们还同船！”王银兴知道这种可能性已微乎其微。

　　“我还有10个月就要退休了，下辈子吧！”于琦爽朗地笑了。两位已近花甲之年的老海员没有太多时间与家人团圆，便各自开始了新的航行。

　　(《工人日报》6.28 郑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