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课

    说理不是多么难的知识，它更多的是一种习惯。

    2014年5月底，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徐贲应邀到浙江大学讲座。此时，徐贲的新书《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付梓半年有余。其序言第一句话是：“这是一本为青年读者学习公共说理而写的启蒙读物。”

    “公共说理不是一种理论，更不是一种学问和学术，而是一种实践的能力和公民的素质与行为习惯。”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慎用“众所周知”

    1985年，徐贲到美国求学，在马萨诸塞州大学攻读英语文学博士，随后任英语系的写作课助教。他发现，美国和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很大不同之处在于，美国的写作课是全校学生的通识教育必修课，而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便是“论证与说服”。

    “讲道理谁不会？这还用学吗？”徐贲没想到，“说理”也是一门学问。他发现，美国的很多公立学校从小学五年级起，就把“说理”和“说理评估”作为一项具体的教学要求。

    比如，《加州公立学校幼儿园至十二年级阅读和语言艺术（教学）纲要》里对五年级学生的要求是：应“分辨文本中的‘事实’、‘得到证明的推论’和‘看法’”。

    “事实的陈述是可以确认的，比如你说‘林肯是美国总统’，但是看法的陈述则必须要通过说理和讨论才能确认，比如你说‘林肯是一位伟大的总统’，这就需要给出论据，然后还要判断这个论据是否恰当、确切、相关。”随着年级的提高，“说理”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六年级（相当于国内的初一）时，教学中会增加“辨析逻辑谬误”的部分，到七年级时，新要求则是“注意‘偏见’和‘成见’”。

    到了初中最后阶段的八年级，“说理评估”也更深入一些。例如，八年级学生的阅读里有一篇对作家埃德加·爱伦·坡作品的评论，里面有一些典型的问题，老师用这个评论来引领学生们甄别“什么是说理谬误”。

    评论里说：“爱伦·坡的小说、诗歌写的全是心智不宁，甚至疯狂的人物。”——这里的“全是”犯了“普遍泛论”的逻辑谬误，说理时应该慎用“每个”、“所有的”、“大家都”这些表达。

    评论里还说：“我们知道，作家都有些怪，特别是那些写恐怖故事的作家。”——“我们知道”类似“毋庸置疑”、“众所周知”，这里犯的是“本来就有问题”的逻辑谬误，因为“所知道”的恰恰是有待证明的。

    请给出理由

    谈到美国学生的课上表现，徐贲坦言“和国内差不多”，“但这些学生普遍都已受过‘话中带理’的教育，也就是在说出自己的看法之后，随即给出理由或说明。”

    有一次，在古希腊思想经典阅读课上，大一新生们跟着徐贲一起阅读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讨论中，大家聊到了关于政治家品行和智慧的话题。

    当时正值美国大选期间，一个学生提到，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比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更有资格当总统,因为选民对他的政治智慧比对奥巴马有更充分的认识。结果话音未落，马上就有另一个学生接茬，“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奥巴马的智慧，他是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又一位学生很快表示反对，他认为，有博士学位只能证明奥巴马有知识，不能证明他有智慧，更不能证明他有政治智慧。

    你一言我一语中，这些刚刚年满18岁的年轻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课堂辩论。

    这样的场面在美国课堂上经常可以看到。徐贲说，从高中开始，学校就会将政府文告、政策说明、政党文宣等“公共文本”当做说理评估的对象。学生们都知道，即使是印成铅字的公开出版物，也不一定就在道理上说得通，而这正是反复进行的说理评估要告诉学生们的基本道理。

    徐贲说:“人天生就有逻辑辨别能力，但并不充分，这就像人天生就有语言能力，但并不完善一样。说理不是一种多么难的知识，它更多的是一种习惯，而习惯是需要从小培养的。

    徐贲介绍，在初等说理教学中，老师引导学生们学习说理，用的都是他们熟悉并有兴趣的议题。除了让学生试着在结论前加上“我认为”以外，老师们还会要求学生在结论后面跟上一个用“因为”引导的理由或解释说明，以养成“话中带理”的说话习惯。

    在他的印象中，加州有一份免费赠阅中学教师的《加州教育工作者》杂志，几乎每一期都有一整页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可辩论话题，比如学生应不应该穿校服，学校里应不应该装监视器，学校该不该容忍学生说粗话，等等。左边栏写着大大的YES，下面是几个可以支持这个看法的理由，而右边栏则写着NO，下面同样有几条相关的理由。

    徐贲记得，自己和这些学生一般大小的时候，正是中国标语口号盛行的年代。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徐贲至今仍能脱口而出不少当年的经典语录。“当时根本不会去想这些标语结论的理由是什么。”他坦言，美国的从教经历对自己是一种学习说理的“补课”。

    说理是对话不是论战

    4年前，一个朋友的孩子准备在美国读大学，向徐贲询问如何准备SAT（学术水平测验考试）的说理文写作。

    徐贲特别提醒朋友，写作时一定要顾及不同的观点，并分析对方观点背后的理由，然后理性、逻辑地一一应对这些理由，方能证明自己观点合理。一篇不顾及不同观点的说理文，分数甚至会落到及格线以下。

    事实上，在美国中学里的“说理评估”中，已经要求学生在说理中必须有对方意识，明确提出说理是“对话”，而不是“独语”。

    徐贲用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比喻来形容说理：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攥紧的拳头；不是使别人成为败者，而是欢迎别人加入对话。

    但他发现，国内舆论场里对说理性质的理解往往背道而驰。他曾在网络上看到过这样一则评论：

    “我说空气污染，你就说怎么不说伦敦曾经也有污染。我批评国产毒牛奶，你就说大爷的怎不去批评日本曾经也有毒牛奶。我批评中国官员贪污腐败，你马上链接出美国某某市长也贪污过几万元。前几天我对禽流感表示了一下担忧，你也在问候过我全家后，举例英国疯牛病、法国禽流感还有土耳其口蹄疫。”

    徐贲笑言，这种逻辑让他想起了作家王蒙的一篇小小说，说的是一个患上“厚皮逻辑症”的人去看医生，出现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对话：

    医生说：“请坐。”

    此公说：“为什么要坐呢？难道你要剥夺我不坐的权利吗？”

    医生无可奈何，于是倒了一杯水给他，说：“请喝水吧。”

    此公说：“这样谈问题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谬的。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假如你在水中搀入氰化钾，就绝对不能喝。”

    ……

    在徐贲看来，王蒙文中的病人病根不在缺乏逻辑，而在于滥用逻辑，而这套诡辩逻辑的厉害就是逼得你知趣地闭嘴。他记得，自己曾有一位同学口才极佳，热爱尼采，也很好辩，深信“要赢得辩论，就要不住嘴地说”。但在徐贲看来，“这是对说理的一个误解，以为说话是为了不让别人有开口的机会，甚至是‘论战’，是‘战斗’，是‘占领阵地。”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徐贲多次在表达完自己观点后注视着记者问：“你觉得呢？是这样吗？”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所倡导的说理精神的一个微小佐证。

    (《中国青年报》6.18 林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