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细说“唯一的中国记者”

    由于一再被宣传成“二战期间采访欧洲战场的唯一中国记者”，从《大公报》走出的萧乾往往被认为在生前没有对此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这多半是一种误解。

    毛德传与卜丁

    1999年6月2日，浙江舟山的退休干部毛德传给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写了一封信，称一些媒体所谓萧乾是二战期间唯一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的宣传，在外面“反映很坏”：一则可见内地新闻界相关信息之不灵；二则也太有违历史，不实事求是。随信还附了一篇以其叔父、原国民党中央社记者毛树清为例的文章，说明当年至少还有其他人也在欧洲战场参与了采访工作，进而指出所谓“唯一”之说“显系有误，亟宜澄清”。

    毛德传的疑问，多半是一种误解。有位名叫卜丁的读者就注意到，萧乾虽然没就此写过文章，但是他写信了，信还发表了，起码“这也算一个交待”或者说“声明”（见卜丁：《萧乾有过“声明”》，《黄河》2001年第1期）。

    萧乾与陆铿、胡政之

    卜丁提到的那封信，指的是1986年4月24日，萧乾给当时在香港办报的老朋友陆大声的回信。陆大声即陆铿，他视萧乾为自己“记者生涯的启蒙者”。两人结识，还在1939年春。萧乾朴实的态度和诚挚的语言感染了陆铿，“第一印象是记者可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陆铿和来自《大公报》的萧乾又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在欧洲战场相遇。

    抗战胜利后，紧接着发生内战。此时已进入《中央日报》担任编辑与采访工作的陆铿和仍然服务于《大公报》的萧乾，一起为揭露黑暗政治、维护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而奋斗在新闻岗位上。1949年以后，两人又都因缘际会，或主动或被动地留在了内地。历史演进到1979年，陆铿与萧乾在香港重逢。

    1986年初，陆铿给萧乾写了封信。很可能是有感于1985年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后报刊杂志上的一些说法，他直陈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的中国随军记者不只萧乾一个。

    接信后，萧乾感到不能再保持沉默，有必要做出解释。此前，萧乾的确在回忆文章中使用过“唯一的中国记者”这样的措辞，不过那是转述胡政之的话。1944年初，他正在剑桥皇家学院研习英国心理派小说，并准备于次年攻取硕士学位。此时胡政之正好随访英代表团来到剑桥，竭力劝他放弃学位去当正式记者：“这可是你一生最大的机会。上次大战，我是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这回轮到你了。”萧乾在其他几处回忆中也提到过。

    倒是在另一处，萧乾实实在在地写到了他自己是“唯一的中国记者”。1982年5月，他为即将出版的文集《海外行踪》，写了一篇代序《在洋山洋水面前》。正是在这篇代序中，他明确写道：“第二战场开辟后，我穿上一套不合身的棕色军装，成为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了。”

    在给陆铿的回信中，萧乾并没有提及这篇文章。这恐怕不是一般的记忆失误，而更像是一种特殊的叙述策略。而且从回信的上下文看，他这样做似乎也可以理解。因为随后是这样一段自问自答：当别人说他是二战期间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战地记者时，萧乾为什么不列举一下当年欧洲战场上的中央社记者如陆铿等诸兄呢？他说：“这就涉及一种心理、一种观点、一种对历史的态度——涉及对待台湾的许多方面。”

    涉台政治变迁

    经过多年的社会政治变迁，到1980年代，在内地要说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萧乾确实是惟一的；而在过去的30多年里，很多人也习惯了“看什么都只限于内地——眼界也只敢限于内地”。海峡两岸隔绝了三十多年，中间怎么会没有一道鸿沟呢？萧乾认为，有沟不可怕，关键是“应该承认、正视这道鸿沟，并且一起动手，把它一点点地填补上”。

    在给陆铿的这封回信中，萧乾不但承认了陆铿、丁垂远等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在欧洲战场的重要角色，还补充提到一个人，即任玲逊。

    1991年，萧乾在《新文学史料》发表回忆文章《我的旅行记者生涯》。其中明确写道：“曾经有人说我是当时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我想在此澄清一下。伦敦大轰炸期间，确实是这样的。可是诺曼地（即诺曼底）登陆、西线大反攻时，舰队街上已经有了由任玲逊主持的中央社。1945年在旧金山，除了中央社，还有来自重庆的其他同行。”

    1999年2月11日，萧乾去世，陆铿随后写了一篇怀念文章《不带地图的旅人，安息》。其中还专门说到此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萧乾当时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中国记者。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中国又陆续派了七个驻欧战地记者。任玲逊和徐兆墉因为要驻守中央社伦敦办事处和巴黎办事处，所以在前线活动的只有萧乾、余捷元、乐恕人、毛树青、丁垂远和我。”陆铿以此形式，为当年那段历史公案作了一个了结。

    （《北京青年报》6.13 刘宪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