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我与王造时先生有一段特殊的缘分。1966年，“文革”正如火如荼，王先生被强制抓进监狱无限期关押。次年，他的家属被扫地出门，辗转多处后搬到我家对面上海市愚园路838弄。我因此认识了他们全家，并与王先生的继女孙克佳结婚。“文革”结束后，我协助王造时先生的遗孀、也是我的岳母郑毓秀女士为王先生的平反昭雪四处奔走。
重组家庭
抗日战争时期，王造时先生是救国会的核心领导之一，当时与周恩来先生有亲密的交往。救国会曾是与中国共产党走得最亲近的一个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认为已完成历史任务，遂自行解散。
1957年，王造时受邀赴京，周恩来总理希望王先生能为党整风提些建议，希望他能出任国家某部部长，并建议恢复救国会，均被王先生谢绝。回沪后，因建议国家建立法治，以法治国，被划为右派。1961年，上海市组织右派下农村短期劳动，以改造思想。王造时先生和李康年先生同在一个小组。得知王先生的发妻已于1956年病逝，李先生将自己的外甥女郑毓秀女士，介绍给了王造时先生。
王造时和郑毓秀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之后郑毓秀就搬到了王所在的北四川路公寓居住。其时郑毓秀与前夫所生之子孙克仁已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除小妹孙克佳随阿姨生活外，其他弟妹等随亲属住在老宅，但时常到北四川路公寓亲近。婚后王郑二人感情甚笃。
夫妇俩时常去上海音乐学院关心孙克仁，也同去探望在精神病医院住院的王造时两个儿子王钧陶和王钧枢。因感受到王造时的真诚关爱，孙克仁从一开始叫王先生“伯伯”到后来改叫了“爸爸”，王先生很是高兴。后来王造时先生子嗣凋零，两子先他而去，长女海若精神不正常亡故，小女海容又得了乳腺癌去世，为王先生平反的重任自然落在孙家后辈头上，他们为此四处奔走，也是感念王先生生前对他们的视同己出。
编号“1416”的牢犯
1966年9月，王先生沦为“组织反革命集团”首犯。王家三次被抄，第三次时，红卫兵的重点是让王先生交代“问题”，他们将王造时和郑毓秀分别隔离看管，对王先生的轮番逼供是每天三班，历时四十二昼夜。王先生体力不支，昏厥后被冷水浇醒，醒来后又是一番拳脚相加。1966年11月2日，在什么证据也没找到的情况下。红卫兵在喊了一通“打倒”的口号后，全部撤离，公安人员跟进逮捕了王造时。已四十二天没见过丈夫的郑毓秀含泪目送，而未能获一言告别之权利，这也是夫妻两人生前最后一次见面。
王先生入狱后，以“1416”为代号，直至死亡。王先生被押上海第一看守所期间，每隔两周，他会写一个条子列明所需物品。除牙膏等洗漱用品外，每次他都会要求送一些维生素B、维生素C进去。但在他死后退还的遗物中，居然有两大塑料袋的维生素B和维生素C。可见看守所根本没有转交。由于长期关押，饥饿折磨，王先生于1969年和1970年两次重病。1971年7月下旬，王先生再次病危，经有关部门逐级上报后，国务院来电，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力抢救，当时用了最好的药，然而时机已然怠误。8月5日，王先生在瑞金医院去世。
平反昭雪
“文革”结束，郑毓秀迫切希望为王先生平反。我与孙克佳于1978年结婚，因此对王先生平反的事，自认应该多出些力。
尽管经过一段努力，但上海的有关单位鉴于王造时先生属于中央定性的国家级“右派”，地方难以作主为由而搁置平反。无奈之下，1977年，我将声辩信分别上呈邓小平、宋庆龄、史良和谭震林。
随后由孙克仁携带当时《新民晚报》副社长冯英子先生执笔的上访书，启程去北京上访。孙克仁在北京驻留一周后，得到一份须亲自转呈上海市公安局的密信。三四个月后，上海市委统战部与公安局有人来到家中，答复说上访信收到了，并找郑毓秀了解了情况。
1978年12月3日，王造时先生终于平反昭雪。平反落实政策包括以下几方面：抄家没收的一大卡车书籍因已无法追索，让家属一早赶去大柏树仓库自己挑选。在垃圾山一般的书堆里捡得七百多本书，匆匆装到麻袋里拿回了家。经整理后，绝大部分送废品回收站，存下的284册由岳母以亲属的名义捐赠给了复旦大学。
家里还分到了一套房，后给了我和太太。王先生补发的工资、加上生前被抄走的细软等共作价三万多元。每个孩子得500元，我和太太那份归还了岳母。
岳母郑毓秀于1994年去美国长期定居。在美期间，曾有人建议她以“王造时遗孀”的身份申请政治避难，被拒绝。2014年因年事渐高，她选择了放弃美国国籍叶落归根，九十高龄的她安居在浙江安吉次子孙克信家。
（《世纪》2014年第3期 董芷林）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