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集出版何必求“全”

    日前，在《章太炎全集》第一辑正式出版之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陈平原抛出的问题和观点引出一个重要话题——全集应该怎么编？

    现在学界和出版界流行一种做法，凡出名家、大家全集，必对其作品搜罗巨细无遗，将其未公开或不愿公开的手稿信件等一网打尽，力求越全越好。在陈平原看来，这种求“全”有时反而是很要命的。

    人生几十年，每篇文章都可读，每则日记都无愧于天地，这样的人太少了。钱锺书生前跟人家打官司，反对校勘他的书，不准重印某些旧作，这都是基于中国文人传统：爱惜自己的羽毛。“所谓‘悔其少作’，不是不承认，也不是刻意掩饰，而是对于一些不太精彩的作品有所保留，这是很正常的。”陈平原说，“作者有权利提供他认可的最权威的版本，可我们非要把它们发掘出来不可，把作者生前未刊的东西集全，认为抢救下来多了不起，其实并不见得。”

    作为《鲁迅全集》的编者之一，陈平原透露，鲁迅生前有60多次的演说，但《鲁迅全集》只收入了其中16篇。余下的多篇演讲是他本人故意删去的。因为听写记录的人或因听不懂，或是记了一大堆的空话，或是断章取义，记录下来的意思跟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正好相反，所以故意删去。

    可是近几年，为求全集更全，一些人把本来尊重鲁迅先生本意删去的演说，重又发掘出来，编出了一本《鲁迅演讲全集》。把鲁迅先生60多次留下文字记录的演说，一个都不能少地收入其中。对此，学术界的态度是反对的。

    在陈平原看来，书札有两种，一种是可以公开发表的，一种是私人留存下来的，两者不应该混编，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对一些专题性的信札，例如《章太炎先生家书》这样的则应该予以保留。

    （《文汇报》6.12 陈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