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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东学党起义设计出兵朝鲜
1894年5月初，朝鲜东学党起义蓬勃发展，大败官军。朝鲜鉴于局势危急，拟请中国派兵助剿。根据中日《天津条约》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中国派兵很可能促使日本也同时派兵，因此，清政府和朝鲜政府在派兵问题上均态度谨慎。
日本却乘机怂恿中国出兵。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濬奉命多次向清政府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表示，盼望中国“速代戡”，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信以为真。6月1日，朝鲜决心向中国借兵。3日晚，朝鲜正式请中国依据壬午、甲申先例派兵代为助剿。
然而，东学党起义迅速发展时，日本军事当局已秘密着手军事动员。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政府当局，尤其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态度甚为积极，认为此时是恢复日本在朝鲜势力的良好时机，因此授命杉村积极怂恿中国出兵，即其中一个步骤。所以，当6月2日接到杉村急电，报告朝鲜政府已向袁世凯提出借兵请求时，正在官邸召开内阁会议的伊藤博文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参加会议，秘密决定出兵朝鲜，得到明治天皇裁可。3日，朝鲜才正式请中国派兵，5日清政府下达派兵谕旨，6日派聂士成率所部赴朝，并于当天命驻日使臣汪凤藻等依照条约知照日本。而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5日下午就偕同外务省和海军军令部官员及所率部队乘巡洋舰出发了。
日本派兵令中朝两国大感意外。但日本在7日致中国的照会中反复表示，派兵目的在于“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无他意”，保证“毋生事端”。为此，清政府在“无须多派，更不宜入内地”的前提下未表反对。
清政府所派军队只驻扎牙山一带，日本却不仅不断大量增兵，且军队“径抵汉城”。情急之际，朝鲜政府于11日与起义军签订休战协定。次日，清政府决定依照中日《天津条约》与日本展开撤兵交涉。
不“照约”撤兵 拟激起中日冲突
清政府令袁世凯和汪凤藻在汉城和东京同时展开撤兵交涉，但日本志不在此。伊藤博文面对汪凤藻的质问，一边称派兵稍多是因道远接应难，一边透露留兵代议善后之意，又答应乱定两国撤兵。清政府提出全罗道已克复，希望照约撤兵，伊藤等却声称大鸟并无相应电报。也就是说，朝乱平定与否，朝中两方的声明均不足为据，需完全以日方驻朝代表的报告为准。
其实，6月14、15日，日本在骑虎难下的情况下召开内阁会议，确定了以不撤兵和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为基干的新的挑衅政策，以窘中国。
中国发出照会当天，日本内阁在首相官邸举行临时会议，次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向中国提出拒绝书。内称，中国不同意日本会剿及办理善后，日本“不能同见”。日本的基本立场是“不能撤兵”，“断不能撤”。然而采取何种手段做成开战口实，又不负开战责任，尚需考虑。日本拟仍以改革朝鲜内政为借口激起中日冲突。
在各国调停中不宣而战
日本露骨地留兵挟议，英、俄等列强不会坐视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受损。当清政府提请英、俄两国出面调停时，俄、英先后同意通过各自驻日和驻华公使出劝日本与中国约期同时撤兵。
日本再三向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表示，“日本政府除希望确立朝鲜之独立及和平外，绝无他意”，待朝鲜国内形势完全回复平稳时，当撤退“朝鲜境内所有日本军队”。希德洛夫受此蒙骗，对于调停一事不表热心。这一立场影响了俄国外交部。
对于继俄国之后出面调停的英国，日本则充分利用英俄矛盾，采取缓兵与拉拢之计。经英国驻日代理公使巴健特多次敦促，7月初，日本不得不派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就撤兵、朝鲜内政改革等问题来与总署展开数次会谈。
14日，小村突然将日本政府的意见照会中国，称中国仍主张先撤兵，而不遵从改革朝鲜内政之意，是无意息事。嗣后有不测之变，日本政府不任其责，将会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其时，日本正与英国谈判修改条约问题。
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并未放弃调停，拟联合俄、德、法、意四国共同参与，又提议中日两国在朝鲜划区占领。对此，日本拖延不答，清政府则于26日表示接受。然而，25日，日本军队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突然向中国军队开炮，甲午战争爆发。
日本用“巧妙”的外交手腕，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甲午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一场侵略战争，毫无疑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6.4 戴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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