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

    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他最可贵之处。

    我原是父母生命中的女儿，只为我出嫁了，就成了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

    其实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他家是旧式人家，重男轻女。女儿虽宝贝，却不如男儿重要。女儿闺中待字，知书识礼就行。我家是新式人家，男女并重，女儿和男儿一般培养，婚姻自主，职业自主。而钱锺书家呢，他两个弟弟，婚姻都由父亲做主，职业也由父亲选择。

    钱锺书的父亲认为这个儿子的大毛病，是孩子气，没正经。他准会为他娶一房严肃的媳妇，经常管制，这个儿子可成模范丈夫；他生性憨厚，也必是慈祥的父亲。

    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锺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锺书。但是，这个钱锺书成了他父亲一辈子担心的儿子，而我这种“洋盘媳妇”，在钱家是不合适的。

    但是在日寇侵华，钱家整个大家庭挤居上海时，我们夫妇在钱家同甘苦、共患难的岁月，使我这“洋盘媳妇”赢得我公公称赞“安贫乐道”；他问我婆婆，她愿跟谁同住，答：“季康”。这是我婆婆给我的莫大荣誉，值得我吹个大牛啊！

    我从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又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

    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锺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锺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

    （《文汇报》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