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患者一半是公务员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谁让你这么做的？”作为某县领导秘书的杨柳，三年前的这个时候，他睡眠很少，经常在梦里遭受领导的呵斥，在恐惧中惊醒。
“这种情况持续了大半年，到后来我连自杀的念头都有了，先后住了两次医院，最终被确诊为抑郁症。”杨柳说。
对于像杨柳这样的抑郁症患者，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许毅说，早已司空见惯。他所属的科室，每天接诊患者200多名，一年下来近7万人次，被确诊为抑郁症的大约占60%，其中约一半是公务员。
南方某县的一位县长患有重度抑郁症，许毅还专门为他会诊过，当时县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许毅建议县长马上住院治疗，但县长的妻子坚决不同意：“一个县长住进精神病医院，那不成了全县的笑话吗？”最终，有一天，该县长独自一人外出，撞到汽车上，自杀了。
“抑郁症”是官场禁词
了解浙江省市县乡四级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摸底调查的赵国秋说：“所有的数据都存在我的电脑里，但是不允许对外公布，总体来看不太乐观。”
赵国秋一般坐诊每周五下午的专家心理门诊。很多外地官员找到赵国秋的联系电话后，一般提前一两天到杭州，次日找赵国秋聊上几个小时，配点药后打道回府；有的直接到赵的门诊求医问药；也有的把赵约到比较私密的地方，敞开心扉聊上半天；有的隐姓埋名“谨慎”接触；还有的官员由于公开场合露面多，干脆让秘书代劳就诊。
抑郁症不同于其他的病，尤其是公务员患了抑郁症，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他们会感觉特别丢人，甚至前途全失。
“从没听说身边有哪位同事患上了抑郁症，只听有领导提过自己睡眠不好，但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说。”一位公务员说，在官场中，“抑郁症”这三个字是绝对的禁词，没有人会主动提，甚至私下打听也犯忌讳。“因为组织有规定，患有抑郁症的官员是不允许被提拔的。”赵国秋强调说。
保护病人的隐私是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基本原则。“除非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如杀人等必须配合外，即使中纪委、公安部、检察院等来询问，我也不会透露患者的半点隐私。”许毅说。
升迁前后成病症高发节点
是什么导致官员群体易发、高发抑郁症？
赵国秋主导的最新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不够高，幸福指数不够高，压力比较大，职业倦怠程度比较高，而这种情况，一年比一年严重。”升迁前后，是官员抑郁症高发的一个重要节点。
赵国秋说，“现在，甚至有些官员已经或正在准备跳出体制，摆脱可能导致心理问题的环境。”
“官员，是一个比较特殊、敏感的群体。官员在以身作则的同时，社会应该正确地来看待这个群体，不要对他们抱以偏见，先入为主。”许毅说。
赵国秋和许毅都表示，治疗抑郁症并不难，最大的难题是患者没有勇气来找医生，病耻感特别严重，“公务员是抑郁症隐藏最深的一大群体。”
（《齐鲁晚报》6.6 张红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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