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中清政府的荒诞“中立”

    1904年2月12日，清廷发布上谕：“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这份宣布“中立”立场的诏书发布时，日俄两国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热火朝天地打了四天了。

    史无前例的“中立”

    作为东北主权的拥有者，不能保疆卫国，坐视本国土地陷于强邻战端，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在朝野上下一片“联日拒俄”的声音中，袁世凯倡导的“局外中立”很少有人附议，因而显得有些另类，但他的身份决定了发言的分量。

    1903年12月22日和27日，袁世凯两次致电外务部，表示“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日俄果决裂，我当守局外”。

    客观地说，袁世凯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袁世凯还摘译了国际公法有关“中立”的内容，比如“中立国的领土不得侵犯”等，显然也是满清统治者最迫切的希望。

    然而，日俄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牵涉中国利益的战争，“中立”的先天条件已然不具备了，历史上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仍能中立的先例。

    2月15日，日本率先宣布尊重清朝“中立”。19日，沙俄也同样表态，但不接受清政府划定的“指定战地”（大致为辽东半岛东部），认为应扩展于整个东三省及蒙古东北部。日本随即表示，“除俄国占据地方外，尊重贵国之疆域”。言下之意，有沙俄军队的地方全在战争范围内，自然也是东北全境。

    清政府所谓的“中立”，其实谁都没有遵守。

    暗地里“联日拒俄”

    袁世凯是清政府“局外中立”立场的倡导者，但这只是公开的姿态，背地里行的是“联日拒俄”之实。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以北京为根据地，联系在华浪人、特务及少量中国人，组织了“特别任务班”。其成员打扮成汉、蒙族人模样，从北京出发，深入中国东北、俄国西伯利亚各地，担负破坏交通、通讯、辎重等任务。

    一名幸存成员曾回忆，他们在执行破坏铁岭、昌图铁路任务时，得到了率军防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崑的帮助。马玉崑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炸药”，几千两白银的活动经费。马还承诺派遣军官协助其招募马贼等。

    清政府暗地里对日本的支援，沙俄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但清政府对沙俄的抗议，在多数情况下明显是“装糊涂”甚至耍赖。

    当然，日俄战争期间，沙俄也没有真正尊重过清政府的“中立”，本该受“中立”保障的东北人民生命财产不断遭其荼毒。沙俄意见最大的招募华人助战，其实也是他们的手段。比如后来成为“东北王”的张作霖，日俄战争开始时就是先投靠在沙俄一方，然后又转投日本。

    就这样，三国两方互相指责、警告，但又很默契地配合着，将清政府的“中立”戏演到战争结束。

    1905年9月，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达成《朴茨茅斯条约》，战争宣告结束。在战争中宣布“中立”的清政府提出参加谈判的要求，却被日俄拒之门外。稍后，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日本又从中国的躯体上撕咬下更多的血肉。

    （《北京日报》6.3 董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