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妍(《重庆日报》评论员) 、 丁永勋(资深评论员,供职于新华社新媒体中心)、刘采萍(《燕赵都市报》评论员)等人就中国人的面子问题进行了探究,现将谈论内容摘录如下。
爱面子的甜与苦
李 妍:中国人自古就爱面子,这是有传统的。不过以前体现面子的地方在于有没有功名,是不是书香门第,能不能衣锦还乡;社会经济发展到现在,面子文化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直接变成了面子消费。为了面子打肿脸充胖子,欠下一屁股债,这一点在农村特别明显。
丁永勋:我最大的感受是农村红白喜事随礼。父母在老家,没有什么收入,但每个月随礼开支都得一两千。
李 妍:其实,城市的面子消费更多、更铺张,只不过由于经济实力相对雄厚,很多面子消费尚在经济能力许可的范围内。
爱面子的因与果
刘采萍:我很好奇,是不是只有咱们这么爱面子?或者说,在什么样的社会土壤里,人会变得特别爱面子?
李 妍:不只是中国人,只要受到儒家文化、农耕经济影响的亚洲人,都是爱面子的,比如日本。日本人更爱面子,不过他们的面子跟耻感文化有关,很多时候是与个体自尊、荣辱感关联起来的。国人的爱面子,则植根于熟人社会的土壤。我们自古不怎么强调个体的独立性,而特别强调族群、抱团与集体。就是说,一个人干什么事,首先想到的可能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会怎么看。所以中国人爱面子,其实就是希望通过某种行为,获得外人的赞同,这与我们世代的熟人社会、群体农耕、集体主义都有很大关联。
爱面子的是与非
刘采萍:我觉得很多人都会爱面子,只是对面子的认知不一样。学霸可能觉得成绩好有面子,所以甘愿苦读;爱美的人觉得身材好有面子,所以自觉健身。很多爱面子的事,我们能够感觉到,但只是看做一种个人小癖好,不会成为“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太多的人以一种彻底物质化的标准作为“面子”,甚至是尊严和价值的唯一标准,这让很多无法或者不愿在物质竞争之路上走得太快太远的人备受煎熬,因此成为一种“时代病”。
丁永勋:“好面子”作为一种文化,还有更大的负面效应,对个人来说,一句“死要面子活受罪”最形象不过;而如果为了面子动用公共资源,就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那不仅是慷别人之慨的浪费,甚至是滥用公帑谋私利的犯罪。
爱面子的存与变
刘采萍:“面子问题”让我们为难。不管不顾吧,在这种社交转型的社会,你可能难以立足;过于热衷吧,又难免被清高的评论者说“可悲又可怜”。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面对这张“面子”呢?
李 妍:我认为面子并不是一种完全不好的东西,毕竟适当的面子,可以作为人际之间的润滑剂,或许也是激励个人实现自我的一种动力。但是讲面子,又不能过于执着于此,尽量少一些物化,不要超出个人承受能力、没有节制“死要面子”。
有退还要有进,“进”的部分在于需要讲求一些精神文化层面的面子。什么时候,我们从看好书、多读书等方面来比拼面子,从一个人是否思想独立、精神自由来比谁更有面子,我倒觉得是一件更有意义的事。
(新浪博客5.12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