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招”的决策过程

    日前，上海财经大学学者汪庆华撰文回顾了扩招的决策过程。他认为，扩招体现了“游击队决策风格”。所谓“游击队决策风格”是与机制化的正常官僚决策机制相对的，其特点是政治挂帅、重意识形态，多采取群众动员方式，不确定性强。

    高校扩招政策于1999年6月出台。此前，按照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上世纪90年代初制定的规划，高等教育需“稳步发展”，到2000年，规模达到600～650万人，到2010年发展至1000万人。但一些学者更进一步主张教育“适度超前发展”，提出2003年入学率达到18%，2010年达到34%。

    为此，教育部回应：扩招时机未到，并提出振兴计划，修改高教发展口号为“积极稳步发展”。按规划，1999年入学大学生比1998年增加23万人，就业由学生自行解决，学费适当上涨。

    事后看来，1999年实际入学人数增长47.4%，增长速度跃升15倍。规划与现实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汪庆华在文中指出，1997年国内进入社会震荡时期。国企改革开始，大量职工下岗，再加上城市化进程发展，整体社会矛盾加剧。1998年失业率达到7.9%～8.5%，是1949年以来最高的一年。面对经济困难，中央提出拉动内需。此时，经济专业分析人士提出，教育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供小于求的领域。

    1999年2月9日，《经济学消息报》刊登经济学家汤敏及夫人左小蕾的公开信，建议“有关领导”推动在此后三到四年中让高校学生数量翻番，新增学生自行支付每年1万元学费。他们相信这会带动240亿元学费及其他相关消费，并刺激10000亿元相关投资，使GDP增长0.5%。公开信引发社会的热烈讨论。

    3月，国家发改委发文把扩招列为刺激国内需求的一揽子计划中重要组成部分。4月，国务院要求教育部修改1999年高校招生计划。事实上，教育部门对扩招一直持保留意见。为了避免政策过度超前，教育部委托北大高教中心做可行性报告。报告认为，在全国119个经济部门中，教育对国内消费和经济的刺激排名在100名之后。学费收入增加估计131亿元，带动其他投资309亿元。但这份报告没有对最终政策制定产生影响。6月初，教育部最终还是决定立即实施扩招计划。

    汪庆华认为，扩招这一重大教育决策的作出最初的建议是由经济学家，而不是教育专业人士提出；政策方案是由发改委，而不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提出。没有遵循正常的决策流程，对经济结果的考量超过了对教育本身的考量，决策过程是典型的“游击队决策风格”。

    （《青年参考》6.5 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