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倔强为人

    4月21日，电影《归来》的首个发布会上，云集了上百家媒体，有记者问主演陈道明：“你和巩俐合作、和张艺谋合作的感受如何？”他烦了，反问：“你这么有文化的人怎么会问这么蠢的问题？”

    这些或别人在心里偷偷说的话，他却不顾情面当众指出，像那个戳穿皇帝新衣的孩子，还多了些故意的成分。他不会为“顾全大局”，去迎合一种虚伪的和气。

    20多年来，他一直如此，保持一种特立独行的清高。纷繁杂乱的中国娱乐圈里，他如一个另类的存在，清醒、不妥协、也不试图改变别人。

    转 折

    在陈道明现在看来，出演《围城》对他而言，是一个重要转折。由于这部电视剧，使他对演员和影视圈有了重新认识。

    《围城》播出之后，陈道明一炮而红，跃升一线演员。迅速走红带来的浮躁和狂妄，陈道明说自己在那时都有过。

    因为《围城》，陈道明与钱钟书结识，并几次向他讨教。钱钟书家里，没有任何家用电器，陈道明记得最深的是唯一出声的就是煎药的药锅子。可他很羡慕钱先生家里弥漫的气息，那种闻得到书香，也让人感到安静的氛围，眼前是两位饱读诗书，却非常浪漫、非常懂得生活的老人，他看到了一种真实的从容。迷茫的年轻人突然感觉，在这样的文化人面前，自己狗屁不是。

    之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职业，“我觉得我的前半段生活近乎于可笑。”他发现这个躁动的圈子带给人不由自主的浮夸，“当你突然间被别人的赞扬声包围了，你的抵抗力到底有多强？你还是你自己吗？”他重新想，“到底应该怎么存在才算是正常人？”

    90年代初父亲去世，加剧了他对演戏的怀疑。他甚至一度厌恶演戏。可已年过40，要想离开一个熟悉行业，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

    他给自己定下了未来希望成为的样子：一个满腹经纶却不炫耀的平凡人。

    一旦甘愿放下名利的欲望，也就不需要去假装和说套话了。

    较 劲

    当年一起拍《一个与八个》的小伙伴们，在这之后的30年间，潮起潮落，不断调整自己适应时代的姿势，以不同面目、态度出现在不同的时代中。只有陈道明仿佛活在自己的世界，始终只执着地和他的角色较劲，甘心演着电视剧。

    他对表演较真的程度在圈中是出了名的。陈道明说，自己的创作习惯是导演可以无限拍，从拍《围城》那会儿就这样。导演即使说“OK”，他也再给你来条别的表演方式的。同样的情节、位置，他会给出“大”“中”“小”不同的尺度分寸的表演，把几种状态都演出来，“最后导演来选择。” 

    在《归来》中也是如此。或许因为与角色太接近，此次陈道明有意识地想“不让自己演得太舒服”。因为觉得很舒服的时候，表演习惯就跑出来了。 

    陈道明一直是中国身价最高的男演员之一，可拍戏的时候，他不迟到，也不早退，甚至为了让自己状态不懈怠，拍戏现场连椅子都不带，一直是拍多长时间，站多长时间。“有人说我很难搞，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求自己很多，所以我要求别人也很多。”

    底 线

    陈道明至今保持深居简出的生活，他不参加应酬，不问时事。手机也形同虚设，十几年不开机，永远调在信息台，几天统一收一次。

    陈道明以一种固执的缓慢，生活在自己的步调里。

    近四五年，在不多的接受采访的时候，陈道明已不局限指正身边所见的不满，他开始公开批评国内品质低劣的影视剧作品，包括圈内急功近利的风气。

    他觉得现在没意思，他曾对媒体说，“特别想念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纯朴、70年代的上进、80年代的创新和无畏。到了90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到现在愈演愈烈，把文化当成了商业”。

    但他似乎无心去做振臂高呼、或以自己的知名度去影响什么的事。他既没有想因此成立什么工作室，多做些好剧来略微改变这个环境，也没想做个公知，搞些演讲。他觉得自己并不具备这个能力，也不想进行这样的尝试。

    “我这一辈子，就是（在做）一个‘人’”。他只给自己设定了为“人”的下线，即你可以不知道对社会和朋友有多大贡献，建设性是零都没关系，但一定不能有破坏性。“不管任何情况下，不能对人和社会有破坏性，这是做人的底线。

    （《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18期 丁尘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