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一堂课

    前不久，朋友从哈佛大学留学归来，他谈起了印象最深的一堂课。

    那堂课上，老师先是给了学生一个案例——多年以前，美国的一个小镇，接连发生了多起行人闯红灯引发的重大交通事故。对此，不少有识之士提出要立一个法规，规范人们如何通过红绿灯，同时让人们知道发生了类似事故后各需负什么责任。结果，小镇上的人就立法之事争论起来。

    老师说了案例后，对同学们说，你们觉得应该怎样处理此事好？

    有同学立即回答：“红灯本来是禁止行人通行的，行人却不遵守规则，出了事故是自作自受，要承担全部责任。”

    紧接着有同学反驳：“行人闯红灯的具体情形要细作分析，那些故意闯红灯的，确实该自己负主要责任；但也有可能是行人在绿灯时开始行走，走到中间突然转红灯，这就怪不得行人了。”

    大家各抒己见，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已到了午餐时间，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结论。朋友心里纳闷，这老师的课是怎么上的，就为这样一个问题讨论了这么久。

    终于，一直在耐心听着学生们讨论的老师发话了：“大家的意见都很好。小镇上的人讨论的结果和你们一样，不过他们是讨论了十年，在报刊刊登文章发表针锋相对的意见，在电台组织喋喋不休的辩论，但意见都难以统一，最终也就不了了之，没有立法。”

    老师接着问：“十年讨论，都没有立法，是不是很没效率？”

    大家都沉默了，心里想，他们没有效率，老师您作为哈佛大学教授，也同样没有效率，要知道，我们的肚子都饿了。

    老师最后说：“十年讨论，交通规则早已深入人心了，闯红灯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不需要立法了。大家回去思考一下这个案例，我这节课上完了，下课。”

    (《羊城晚报》6.1 彭龙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