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为什么撒谎

    对于李鸿章的“好言相劝”，维特勋爵没有采纳。

    1896年初，清政府派李鸿章率领庞大的外交使团,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登基加冕典礼。由于官方组织不周，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上，人数过多，混乱不堪，发生了严重拥挤踩踏，竟然造成近两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

    当时，李鸿章正在与俄国的首相维特勋爵会谈，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就问在场的维特打算怎么办，维特告诉他打算如实将事件经过向沙皇禀报，李鸿章听后，连连摇头称不可。

    李鸿章对维特说：“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在我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听到李鸿章这几句话，维特显得异常吃惊。或许是没看到维特的异样表情，李鸿章依然滔滔不绝地面授自己的为官之道，“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烦恼呢？”

    对于李鸿章的“好言相劝”，维特勋爵没有采纳，据实把“霍登惨案”的实情告诉了沙皇，并在自己的日记中对李鸿章的做法嗤之以鼻。

    在专制政体下，老百姓的生命犹如草芥，莫说是敬畏，甚至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正如李鸿章所言，发生疫情后，只为了让自己的主子“不烦恼”，便选择瞒报，只要能让主子高兴，老百姓的死活无所谓。

    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没有哪个臣子是天生爱撒谎的偏执狂，喜欢在假话中找寻快感刺激，而是因为说实话的成本要比撒谎的成本高许多。翻开中国历史画卷，多少敢说实话的官员都成了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鲜有善终者，逆耳的忠言往往成为了说实话官员的催命符，不带血的杀人刀。

    (《杂文报》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