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薪火相传

    一

    我的父亲李庄、母亲赵培蓝，抗战时期相识在太行山。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19岁的父亲离开家乡，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1938年在太行山参加革命后，他先后在《民族革命》（半月刊）、《胜利报》、华北《人民日报》等部门工作。

    父亲“一声炮响上太行”，“小家”让位给了国家。从1938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他给在老家徐水的父母只写过一封仅有一句暗语、没有地址的信：“我处生意兴隆，体健。戎庄。”十余年间，他和家人不通音讯，彼此生死不明。直到1949年初的一天，北平的报纸上登出李庄接管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的消息，我的叔叔们抱着“去看看这个李庄是不是我们的大哥”的想法，找到了报社驻地，先后参加革命的一家人这才团圆。

    1966年春，“文革”还没正式开始，父亲时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兼总编室主任，在奉命删节转载为“文革”造势的《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引起上面的震怒，父亲被停止副总编辑的工作，开始做起了永远通不过的检查，成为“文革”头一批牺牲者之一。

    “文革”中，父亲挨过批斗，受过侮辱，但决不诬陷他人，不做违心的检查，熬过了11年岁月才获得“解放”。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当时，我经历了延安种地、内蒙古放羊之后，正在解放军铁道兵学院当兵。大事当头，部队领导希望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于是派我去北京出差，让我通过家庭交往的渠道，了解一些“政治动向”。

    1月15日，告别父母回部队的前夜，父亲、母亲和我，关起屋门，坐在床上，披着被子，彻夜长谈。从我的跌宕起伏的青年时代——党和国家多事之秋的十年，说到他们的波澜壮阔的青年时代——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十年，再说到见证他们青春年华的革命根据地——太行山。我们禁不住一同唱起了《在太行山上》。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

    就这样，父母带着儿女，在特殊时刻，以特殊方式，回顾了自己走过的峥嵘岁月，表达了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感情。

    2006年3月15日，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们没有用通常的哀乐，八宝山大礼堂一遍又一遍地回响着《在太行山上》。老母亲对儿女说：“爸爸在时总说，你们尽忠就是尽孝，人要有精神，有家国情怀，有点儿大义千秋的襟怀气度。”

    二

    父亲走过的家国之路，波澜壮阔，大起大落。母亲以同样的从容坚守着同样的家国情怀。

    和父亲一样，母亲也是一名新闻工作者。虽不像父亲那么辉煌，但她严谨认真、从容淡定，承托着工作与家庭的重担。

    母亲出生于山西左权的四代中医世家，家教甚严，女孩子读书，也算早的，但十几岁时战争来了，日本侵略者使她失去了学习环境。后来，她参加了革命，与父亲相识相恋。

    母亲非常遗憾没能在年轻时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她从不放弃任何学习机会。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新闻系，她成为第一批考上人大新闻系的学生，此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我们小时候，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所有的家长会都是母亲参加，所有的寒暑假作业也都是母亲挨天检查。她总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买来古今中外各种不同的书籍，一句一句教儿女背唐诗宋词，培养我们良好的阅读习惯。而除了学习方面，母亲严谨的家教、做事情要么不做、做就做好的要求，也成为我做事追求完美的根源。

    很小的时候，我们姊妹就被教育：女孩子坐要怎么坐，站要怎么站，笑要怎么笑；吃饭时不能出声，包括吃面条不能吸溜；与人谈话时要诚恳专注地看着对方的眼睛，不能打断对方讲话；无论打电话还是接电话，通话结束时都要后放下电话，等等。直到现在，我与别人通电话都是后放电话。

    母亲非常注重锻炼我们的生活技能，钉扣子、缝棉被、织毛衣……这些活儿我都会做。虽然后来由于工作繁忙，这些技能的使用频率不高，但直至今天，只要做，仍能做得像模像样。

    家风无言，却可以奠定一个人一生尊崇并延续的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父母没有用说教教过儿女做人做事的道理和方式，而是用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做了最好的教科书。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是父辈人生的一种继承，我希望下一代也能这样做。为此，我在儿子“三十而立”时写给他的信中说道：“你爷爷和姥爷经历了战争与和平，度过了波澜壮阔、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忠诚、执著、敬业、奉献；为党的事业和百姓福祉，他们做好了人，做好了文，做好了事，做好了官。就算‘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社会发展规律，我们也不能做不肖子孙，我们总得使自己的人生充实而有意义，对得起历史，对得起社会，对得起亲人。”

    （《光明日报》5.23 李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