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更迭的秘密

    从古至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地名变更成为必然。为什么有些地名延续千年？有些地名半途而废？有些地名起死回生？其中的秘密，要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去探寻。

    政治变革掀起改名风潮

    在我国古代，改朝换代后的“避讳”——避免使用与当朝帝王姓名同形之字，是造成地名大量更改的重要原因。

    河南兰考县由兰封、考城两县合成，其中“兰封”原名“仪封”，清末为避三岁皇帝溥“仪”名讳而更改。山西洪洞县原名“杨县”，隋初为避讳帝姓而改名。

    古代避讳既有主流的“敬讳”，也有避讳恶人的“憎讳”。

    唐肃宗因厌恶叛臣安禄山，便将县名中的“安”字一律改掉：安康改汉阴，安昌改义昌，绥安改广德，同安改桐城，宝安改东莞。

    全国地名遭受“重创”，最近的一次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时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思潮裹挟下，北京陷入“地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境地。据统计，当时北京城区及近郊被改名的街巷达421条，主要有：近代以来的使馆区东交民巷改成“反帝路”，苏联大使馆所在街道改成“反修路”，光华路改成“援越路”，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

    从古到今，地名总会带有一些时代印记。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地名中的“人民”“工农”“前进”“东风”等词汇应有尽有。河南焦作市至今保留着全国唯一的“解放区”。时过境迁之后，此类革命口号式的地名不断减少，许多已被富于新时代风采的地名取代。  

    体制变迁带来地名错位

    在古今政区合并时，常有“名称合并”随之而来——由双方称谓各取一字组成新名赋予合并后的地方。

    省名中的江（宁）苏（州）、安（庆）徽（州）、甘（州）肃（州）是这样，市、县名中的福建龙（溪）海（澄）市、云南华（华荣庄）坪（旧衙坪）县也是这样……如此命名可谓简便，显示相关各方的平等与公正，有时也是一种妥协。然而，地名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意义，这种貌似“不偏不倚”的拼凑，弄不好就会适得其反。

    譬如，湖北是荆楚文化发祥地，今荆州城北的纪南城曾为楚国都城400多年。1994年10月，平行的荆州地区与沙市市合并为令世人瞠目的“荆沙市”。如此“平等”“公正”或许是“妥协”的命名，为什么遭到社会的广泛质疑？原因不外乎历史地位悬殊的荆州、沙市并列不合理，上下两千年的“荆州”变成市辖区不公平，湖北的“荆楚”文化根基受创不容忍。好在时间不长，“荆州”得以复出，却留下当代“大意失荆州”的教训。

    经济利益催生改名冲动

    国家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跃升至社会活动的首位，各地都需要提高整体知名度，风景名胜所在地更愿意让资源直接展现于世。

    一个时期内，四川灌县改称“都江堰”，湖南大庸改称“张家界市”，福建崇安改称“武夷山”，海南通什改称“五指山”，云南路南改称“石林”、中甸改称“香格里拉”……

    在此类更名中，“小材大用”不好，“大材小用”也不好。前者以安徽的地级市“黄山”为典型。当初，以黄山所在的太平县改设县级黄山市，山体局限在较小地域，游人迷路也错不到哪去；以后以“黄山”冠名地级市，所辖七个区县“处处是黄山”，被误导的外来人抱怨不绝。后者如山东的县级市“青州”，前身为益都县，而古时的“青州”却超出今山东省范围；江西、福建之间的“武夷山”，绵延数百里成为省界，如今却用来冠名福建的一个县级市。

    有些地方，地名本身已将风景名胜蕴含其中，没有必要再让山山水水直接出马了。东岳泰山所在的山东“泰安”，包含了“泰山”与“国泰民安”两重意思，何必直白地改作“泰山”呢？西岳华山所在的陕西华阴，既点明华山为其代表，又阐释县治与华山的相对位置（山北为“阴”），若改作“华山”倒真是画蛇添足了。

    古语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确，实体与名称相依相伴，才是地名存在的最佳状态。

    （《民主与法制时报》5.19 曾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