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冷酷与无常

    1967年10月中旬，组织上为江青调来一位女护士，叫周淑英，江青叫她小周。

    周淑英出身于贫民家庭，她为能调到中央机关工作而感到光荣，凭着一种光荣感和责任感，尽心尽力地工作。

    1968年秋冬之交，江青患感冒发高烧，小周废寝忘食地护理她。晚上江青睡在床上，小周就坐在地板上守候，既不敢打瞌睡，又不敢弄出声音。黑天陪护，白天还照常工作。就这样，小周五天五夜没有合眼。有一次，她给江青送饭时困得睁不开眼，摔倒在地，昏睡过去。

    1971年，小周已经过了结婚的年龄。有一天，她对我说：“老杨，我找了一个对象，我们打算最近结婚。现在江青同志身体比较好，我想这几天抓紧时间办事，最多请五六天的假。拜托你跟她说说，她同意，我们就办，不同意，就再拖一拖。”

    江青这个人与常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她最嫉妒别人结婚。我想，江青同意的可能性很小。

    一天下午1时许，江青起床后，到办公室办公（起床后是她一天中情绪最稳定的时刻），我去向她请示小周要求结婚的事。没想到她说：“那好哇，这是一件好事，我同意，向她表示祝贺！你叫她到我这来一下。”小周来到江青的办公室，江青当面向她表示祝贺，并送给她两块布料，作为结婚礼品，小周很受感动。

    可是，当小周离开钓鱼台10号楼的时候，江青突然改变了态度，开始大发脾气。她的下颚往前伸着，嘴唇打着哆嗦，厉声厉色地说：“这个小护士，她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在我精神、身体都不好时候，居然离开我，结什么婚？在她的心目中，一个男人的地位和分量，比我这样一个政治局委员还重要。你们告诉她，她既然走了，不要再回来了，守着她的男人去吧，我不想再见到她！”

    同年11月，江青突然提出叫小周到中央办公厅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小周到了五七干校不久，江青又指使一位大人物把小周押送回京。小周一到北京，就被送到西部某处，关进一间小房子里，窗子用木板钉死，还专门派了两位女同志“负责她的生活”。

    我们和小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对小周的不幸遭遇愤愤不平，同时，也感到人人自危。终于有一天，汪东兴到钓鱼台10号楼办事，我们几位工作人员拉住他，纷纷问道：“小周有什么罪？为什么那样对待她？小周的问题不解决，我们也不在这里干了。”

    汪东兴回到中南海以后，把小周的事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很生气，立即指出：“江青不应该无根据地对待一个孩子，从哪里抓起来的，还放回哪里去！”

    1973年，我也被送到“五七”学校劳动。有一个星期天，我和大周到小周所在的连队去看她。小周看到久别重逢的战友，像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我们两位男子汉也禁不住地哭了起来。我们既为小周的获释而高兴，又为小周的不幸遭遇而难过。

    （《我给江青当秘书》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