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的成本有多大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布后，西班牙《世界报》报道称，中国将一名农民变成一个充分享受权利的城市市民，最低成本为1.2万欧元(约10万元人民币)。如果实现一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10万元，到2020年实现一亿人的目标，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全国人大常委蔡昉表示，在测算农民工市民化要花多少钱的同时，也要看到能够带来多少收益，以及长远利益。近年来，中国正在丧失人口红利，如何增加劳动力供给？他认为，延缓退休不是可行的办法，因为濒临退休的人不一定能学到新的技能，很大部分还得来自农民工，这就意味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迎来机遇。只要改革收益大于损失，就能用获得的净收益补充改革中的损耗。

    近四年来，成都坚持将产权明晰作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首要工作，特别是在2010年建立了户口在居住地登记、随居民流动自由迁徙的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农民进城不以牺牲宅基地、承包地等财产权为代价，可以带产权进城，改变了“土地换社保、土地换户口”等传统做法，保障了城乡居民在户籍所在地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实践表明，并未出现一些人担心的农民蜂拥进入中心城区的现象，这是因为,现在成都农民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没有太大的公共服务差距，长期附着在城乡户籍差异上的权利不平等已经有效破除。

    在现行制度下，地方建设对土地收益依赖度较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等都寄希望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来筹集，因此土地收益起到了以城带乡的支撑作用。但是，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民要求提高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征地成本越来越高，土地出让收益越来越少，加上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土地收益格局将难以长期维持。关键是要认识到社会资本的逐利性，解决投资“回报”问题，坚持围绕“回报”进行投融资制度设计，没有直接回报的项目必须由政府承担起投资责任。

    （《瞭望东方周刊》2014年17期 周范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