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先生的九句话

    1914年5月7日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字昭琛。1934年考入北京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42年9月在西南联大正式复学。1943年考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先生。1946年受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员。1949年开始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1952年开始在北大中文系工作。1953年《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出版。1978年招考“文革”后首届硕士研究生，录取7人。1979年被北京大学聘为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出任主编。1989年11月13日赴苏州大学参加并主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20日赴上海参加巴金学术讨论会，在开幕式上发言体力不支，被送往医院，12月13日在上海医院病逝。

    今年5月7日是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瑶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我们特发王瑶先生的学生、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的纪念文章。

    王瑶先生的学生与朋友都知道，他的私下谈话，是最具特色的，采取的是“王瑶式”的表达方式，和他的学术著作语言的严谨、简约不同，充满幽默、机智，常出人意料，又入木三分，发人深省。但又点到即是，绝不多说，全看听者有没有悟性。记得当年我和平原曾私下讨论，准备将先生客厅里的高谈阔论录音、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那将是一本更能传达先生的思想、精神的著作。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就风云突变，先生也被卷走了，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在先生仙逝后，我在好几篇文章和讲话里，都陆续写出了我印象最深的先生的讲话片断，今天就作一个总结，有九句话。

    首先是对我的四次教诲。

    “不要急于发文章。”

    第一次，是1978年我入学不久的师训：“不要急于发文章”。这和今天不一样，现在的体制下，不发表文章就麻烦了。先生说：“钱理群，我知道，你已经39岁了。年纪很大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冒出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一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做学问，好好的下工夫，慢慢的出来。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断的后劲。”

    “要拒绝诱惑，牢牢把握自己所要的东西。”

    第二次，是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当先生助手的1981年，这又是我的人生关键时刻。先生专门找我谈话：“钱理群，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会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这个时候，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你主要追求什么东西，然后牢牢地把握住。利用你的有利条件尽量做好，充分发挥。其他事情要抵挡住，不做或者少做，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要拒绝诱惑，牢牢把握自己所要的东西。”这大概是王瑶先生对我最有分量的一个嘱咐，我一直到今天，还时时回味先生的这段话，始终坚持遵循先生的这一师训。这大概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的。

    “不能样样求全。”

    在担任助手期间，先生对我的教诲反而不多。一次在闲聊天的时候，王先生突然对我说：“钱理群，我跟你算一笔账。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当时我就蒙了：老师怎么问我这么一道题？只得随口回答说：“24小时。”先生接着说：“记住啊，你一天只有24小时。你怎么支配这24小时，是个大问题。你这方面花时间多了，一定意味着另一方面花时间就少了，有所得就必有所失，不可能样样求全。”秃头秃脑地讲了这一句，就不再说了。

    我就反复琢磨王先生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对前一句话的补充与延伸，他是在提醒我：你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必须要有付出，甚至有所牺牲，“不能样样求全。”后来，我在给北大学生和北师大学生演讲时，转述了王先生这一教诲，并且做了这样的发挥：“要做学问，着重于精神的追求，就必须把物质看淡，即所谓‘淡泊名利’，要超脱一点。这看起来是常识，但真要在物质诱惑面前毫不动心，也不容易，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商业化、物质化的时代。说实在话，王瑶先生的这一教诲的意义，我也是在这些年经历了许多事、看了许多人的变化，才逐渐认识的。”

    “不要问别人你该怎么办，一切自己决定，一切自己选择。”

    最后的教导，是王瑶先生逝世之前，留下的遗训。那时形势非常紧张，大家都有点惶惶不安。先生就说：“你们不要瞻前顾后，受风吹草动的影响，要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有人问：“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先生回答：“不要问别人你该怎么办，一切自己决定，一切自己选择。”说完这些话不久，先生就“走”了，留下我们这些学生，自己选择，走自己的路，一直走到现在。

    无论做什么事，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

    现在再讲第五句话：这是讲他自己的选择。有一天，王先生突然对我说：“我现在老了，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垂死挣扎’，什么事也不做呢，又是‘坐以待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我听了却为之一震，立即联想起鲁迅《野草》里的“死火”的两难：或者“烧完”，或者“冻灭”，而最后的选择也是：“那我就不如烧完！”

    后来，我在给学生讲《死火》时，转述了王先生的这段话，并且作了这样的解释与发挥：“这其实是一个古老的人生哲学命题：所谓‘冻灭’（‘坐以待毙’）就是‘无为之死’；所谓‘烧完’（‘垂死挣扎’）就是‘有为之死’”，“结果都是死，但过程不一样，就有不同价值，所要追求的是生命过程中的价值”；“所谓‘与其冻灭（坐以待毙），不如烧完（垂死挣扎）’，所要选择的就是积极参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现在，我也老了，到了王瑶先生当年的年龄，对鲁迅的，也是王瑶先生的这一人生态度和选择，就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了：尽管明知是垂死挣扎，也要积极有为，这就是“反抗绝望”。

    第六到第九句话，谈知识分子。

    我记忆中的王瑶先生的第六到第九句话，都是谈知识分子的。

    第六句话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所谓分子，就是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关于“什么是知识分子”，有过无数的讨论与争论，王瑶先生寥寥数语，就讲清楚了。

    有一次，王先生突然跟我谈起当代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表现来。这是很少有的，因此，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理解，王先生并不在意于具体的褒贬，而是要借此概括知识分子的某种类型。让我终生难忘的，是两个概括。

    王先生说，某些知识分子看起来很博学，谈古说外，其实是“二道贩子”：对外国人贩卖中国货，又向中国人贩卖外国货，贩卖而已。

    王先生又说，还有些知识分子，很聪明，开始时也用功，在学术上确实作出了一些成绩，取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然后，就吃老本，不再做学问了。而是到处开会、演说、发言、表态，以最大限度地博取名声，取得政治、经济的好处，这就成了“社会活动家”了。但也还要打着“学者”的旗号，这时候，学术就不再是学术，而成资本了。当年的研究，不过是一种投资，现在就要获取最大的利息了。

    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这样的“二道贩子”，这样的“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恐怕是越来越多了，我因此而不能不感佩王瑶先生的“毒眼”和远见。同时也时时警戒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伪学者”。

    我要说的王先生关于知识分子的第九句话，现在已经几乎是社会流行语了：“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我记得王先生先是在私下里和学生、朋友说，后来，在政协会上一说，就传开了。一直到今天，人们说起知识分子的处境与选择，也总要提起这句话，王先生也确实把在中国体制下，知识分子言说的尴尬、无奈和顽强坚守，说透了，而且用的又是“王瑶式”的表达方式。有意思的是，今天人们提起这句名言，已经完全忘记了其发明者是王瑶。我由此想到，我们这些学者、教师，一辈子说了无数的话，没人记得住，但王瑶先生这样一句话就在社会流传，经久不息，大概是很少见的。

    （《北京青年报》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