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产阶层焦虑”：成长的烦恼还是发展的困惑？

    故事：工作在北京的白领王杨与爱人都是80后，虽然两人月薪加起来已过两万元，但是除去还房贷剩下的钱，都要花在孩子身上。奶粉、尿布、医疗、玩具、衣服、早教、保险……每一项都是不小的开支，依次算下来，小两口每个月差不多要为孩子支付6000元左右的开销，加之其他日常生活开支，月收入几乎所剩无几。“想让孩子一出生就生活得好一些，自己平时只能省吃俭用”。

    和王杨有着类似感受的人还有很多。

    保民生、促和谐，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是确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

    然而，畸高的房价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财富，加上不完善的社保、子女教育、户籍门槛……所谓“中产”背负着种种压力。“房奴”“车奴”“孩奴”浸透着“中产”的苦恼与无奈。

    与此同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是：“中产”向上流动非常困难，而向下掉落相对容易，社会阶层流动容易出现固化倾向。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中国“中产阶层”中有3.03亿人属于底层中产，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机，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

    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是陷入“中产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中产阶层不足，也就意味着社会是金字塔的模型，这样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形成社会不公的积怨，必然是社会不和谐的基本因素。一旦GDP增幅放缓，或遭遇重大外部环境影响，则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说。

    “金字塔型社会”：福利保障能否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

    数据：统计显示，过去十年间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处在0.47以上水平，其中2013年达到0.473，贫富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值得警惕的是，长期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尼系数普遍为0.5以上，中国与之已十分接近。

    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中，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是比较高的。不过，各种迹象表明，近10年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高社会流动性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蔡洪滨指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看来，与基尼系数增长的同时，是中国的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和阶层流动固化的现实。中国农村人口几近总人口数半壁江山，而城乡居民收入比例目前仍达3.1：1。

    更重要的是，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引起的产业结构变迁和就业结构变化，以及由于各种体制机制不完善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等因素，导致收入分配差距加大。

    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现实面前，很多人提出了迅速改善民生状况，发展高福利的迫切要求，提高最低工资、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成为其题中应有之意。然而，改善福利保障是否意味着要追求超越经济增长承受能力和民生发展的高福利？福利水平改善应当保持怎样的速度和规模？

    中国社科院国际贸易研究室研究员宋泓指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经济实力与财力的问题。没有经济发展，消减贫富差距、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反观历史，二战后，拉美国家陷入了低工资、低产业构成和高外贸依存度的“两低一高”发展困境，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差距增大，社会矛盾尖锐。为摆脱困境，拉美国家选择了“福利赶超政策”，最终使得拉美落入了“增长陷阱”，贫富悬殊、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难以缓解。拉美发展过程中“福利赶超”模式带来的教训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当前，我国依然处于从民生保障向民生改善的过渡期，‘补欠账’迫在眉睫。然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也要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情实际，循序渐进，盲目追求超前福利往往‘欲速则不达’。”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说。

    （《光明日报》4.25 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