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在1970年代

    江泽民在1970年代

    江泽民在1970年代

    2014年3月27日，《江泽民在一机部》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此书的问世，让人们再次关注这位退休的国家领导人。

    大胆提出改变援外模式

    1970年，江泽民被调离一机部下属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到北京一机部机关工作。在等待分配新工作期间，江泽民被挑选担任援助罗马尼亚考察组总组长。

    1971年7月，江泽民和考察组6名同事刚到罗马尼亚就遇到一个大难题。长期以来，我国援外大多采取“套餐”模式——在项目建设中，中方负责总体设计，提供全部设备和建筑材料，派专家指导设备安装、生产等环节。然而，这种方式不对罗马尼亚的“胃口”。罗马尼亚有多年大规模建设的经验，技术水平和设计能力比较高，对中方提供的工艺设备并非全盘接受。

    是知难而退，放弃这些项目，还是知难而进，冒些风险，勇于创新？在这两种观点激烈交锋时，江泽民对考察组成员说：“既要援罗，就不能让罗马尼亚退步，应该尽量采用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这样一来，援罗项目就存在重新设计的问题。

    为了得到一机部的批准，江泽民回国建言。1971年10月3日，江泽民向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健做了请示汇报，大胆地提出要求调整援外模式。周子健一听就着急了。江泽民说：“部长，请您先听我把话说完，再发火也不迟啊！”紧接着，江泽民如实反映了援罗考察中遇到的情况和实际困难。周子健听后，要江泽民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上报研究。从部长办公室里出来，陪同汇报的田文远对他说：“泽民同志，我很佩服你，敢坚持原则，不怕丢乌纱帽！”江泽民回答道：“乌纱帽算什么！在领导面前，就是要敢于讲真话！”

    随后，江泽民和时任罗马尼亚使馆经参处专员刘锡惠又来到外经部，向部长方毅、副部长陈慕华面陈此事，希望外经部能够给一些特别政策。当时还处于“文革”期间，提出改变援外方式是要承担风险的。因此方毅说：“我们研究一下，请你们明天再来。”

    第二天，江泽民和刘锡惠再次来到外经部，方毅对他们说：“过去的老路在亚洲、非洲走得通，在罗马尼亚走不通，我们不能只走一条路，那就按你们的想法回复罗方吧。”

    后来，方毅同外经部其他同志谈起此事时说：“我那时候根本不熟悉江泽民，我们没什么交情。我以前主管过援助越南、朝鲜等项目，那套援助方式是很成熟的。江泽民同志能说服我，真是不简单，至少说明他有充分依据，尤其是对这项工作极端负责。”

    把谈判对手变成知心朋友

    1972年，江泽民完成在罗马尼亚的工作后，转而担任一机部外事局的副局长、局长。他倾注了很多精力，培养从事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人才。由于外事局编制有限，江泽民决定扩建翻译队伍。

    江泽民大胆起用了罗马尼亚语翻译刘延风。刘延风曾经留学罗马尼亚，却因父亲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沦为“黑帮”子女。江泽民在1973年初把刘延风借调到外事局，并表示：父亲的问题由组织去审查，我们外事局用的是他儿子，用的是他的罗语特长，可以先借用，先不派他出国就是。江泽民鼓励刘延风大胆开展工作，在其被借调的第二天，就安排他担任接待罗马尼亚代表团欢迎宴会的翻译。

    江泽民在外事活动中有理有节，在原则问题上则毫不退让。1978年8月，在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前夕，江泽民担任先遣代表团秘书长，前往罗马尼亚与罗方商谈议定书文本。商谈中，罗马尼亚外贸部的一名局长对枝节问题纠缠不休，他自恃有跟美国、欧洲国家谈判的经验，没把中方代表团放在眼里。有一次，这名局长对某个细节问题很不满意，发脾气，拍桌子，准备拂袖而去，而次日两国领导人就要签署议定书。在场担任翻译的刘延风看到这个场面，非常紧张。此时，江泽民拍案而起，据理力争，针锋相对地批评了对方的无理态度，并且立即起身准备离开。江泽民的态度让心高气傲的罗方局长冷静下来，坐回桌边，谈判峰回路转。会谈结束后，这名局长对江泽民大为钦佩，反而成了江泽民的好朋友。事后，江泽民对刘延风说：“在对外交涉时，要以我方利益为重，寸步不让；对外国人要坦诚相见；谈判桌上可以针锋相对、据理力争，谈判之后还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成为知心朋友。”

    1980年，江泽民离开工作了10年的一机部，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环球人物》2014年第10期 凌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