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高校“机关病”

    如果要列举行政色彩在高校的体现，数不胜数。教授评比、科研项目选择、人员调动、论文评判……太多领域都存在类似问题。现在很多教师选择“双肩挑”，在担任教授的同时，再兼任一个处长。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当前，高校的行政化色彩体现在哪些地方？行政之手给高校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官员风头盖过教授

    李文慧（化名）曾是北京某高校的知名教授，连续多年担任该校某系主任及教务处处长。2011年，因为年龄到限，她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岗位。

    此后几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围拢在李文慧身边的学生越来越少。“我还有行政职务的时候，每天都有不少学生来找我，一天下来没有闲的时间。”

    “退休后，原来天天来办公室的学生很久不和我联系。人们很快围拢在新的系主任和处长身边。就连学术研讨、研究活动都不再与我联系，这让我难以接受。”

    “不少年轻人都是我在位时一手培养起来的。”李文慧说，“我没想到职位的变化会带来这么直接的影响。因为丧失了行政资源，你对他未来的发展、进步没有直接帮助了，他就不愿在你身上花时间了。但有趣的是，当他知道自己的博士论文、项目要由你来评价时，很快又会出现。”

    这让李文慧多少有些心寒。她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行政力量和功利色彩左右着校园。”在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李文慧甚至感到很孤独。“到最后，我连办公地点都没有了。办公室的位子让给了别人。我努力争取，才被允许在一个空闲房间办公，桌上才安了一部电话。”

    放下个人得失不谈，她的担忧是，行政色彩的渗透影响了很多方面。比如目前，如果学校的教学、科研项目在行政领导的名下申报，成功率更高。以教授的名义去申报，则难度很大。多种名师、优秀教师、国家津贴的评选，距离普通一线教师也越来越远。

    “大部分的决策权都在行政部门，甚至最终的奖项也会分给行政人员。所以，一些清高的教师甚至不屑于申报。当高校染上了‘机关病’，学术地位再高，没有行政地位，很多资源也和你无关。”

    高校里的“机关人”

    刘莎莎（化名）是某高校行政部门的青年员工，属于高校里的“机关工作者”，每天基本就是传达各类会议精神，组织评比、会议，要不就是坐在办公室接接电话。

    不过，刘莎莎并不享受行政化的工作氛围，她说：“现实情况是，高校也有类似机关里的行政领导，也有处长、科长、科员这样的行政级别。在一些事情的处理方式上，甚至与政府部门大同小异。”

    一些教师也沉迷于行政职务所带来的光环，刘莎莎所看到的现状是：拥有行政职务，的确能获得更多资源。

    “首先和学术委员会的接触机会很多，对晋升的程序会很了解。其实，在学校内部，与晋升相关的学术评比、课题申请，都有很深的行政化烙印。行政领导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如果能够在高校内谋得一个处级职位，尤其是像教务处、研究生处这类比较重要的部门，确实会受益不少。”

    “还有一些行政色彩渗透至人员管理领域：比如，校长或者书记会越过管人事的副校长，越级指挥调配人员流动，甚至小到一个科员；也有一些业务很优秀的教师，因为和领导存在矛盾，被调去了边缘部门；还有些同事在续签聘任合同时，被告知岗位已满，不久，领导就会派来新人顶替他原来的工作。”

    “尤其是一些学术成就较高、脾气比较执拗的老教师，很容易出现这类问题。”刘莎莎说，“一个高校某个学科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要，他的学术地位、社会声望，决定了这个学科在全国的地位。如果老教授被忽视，传递的信号就是权力对知识和教育的轻视。从长远看，学校本身也会受到伤害。”

    在刘莎莎的印象里，“学校十几年都没开过教代会了。很多政策，比如坚持了十几年的教学计划，会在未经学术委员会讨论的情况下大幅度调整。领导说改就改了，也没有反馈和调查机制。”

    目前，不少高校都鼓励年轻教师进入行政行列，本意是想弱化行政色彩，但效果并不理想。“一些新来的年轻人，本来挺有活力的，爱说爱笑，但是在机关待了没几天，变得官气十足，对一些来办事的老教师，也开始发号施令。”刘莎莎说。

    在这个岗位工作了近10年，刘莎莎坦言自己“上升空间并不大”。“高校的行政职务很有限，有的人在副处甚至科级岗位上一待就是几十年。教师是可以双向流动的，既可以教课也可以做行政，但行政人员不一样，因为学历和资历不够，很难转去教课。而且，行政岗位的待遇并不高。”

    这几年，刘莎莎身边已有4位同事选择离开。“我原本看中的是高校单纯的氛围，当这种氛围被打破时，我也会怀疑自己的选择。”

    行政化下的隐忧

    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在一次讲话中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然有40个教授来争!”这个桥段曾令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范忠信感触很深。

    在他看来，“纯学术”的范畴狭小。“学术事务多少都会和行政、管理、学生工作、人事有关。各学校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原本应行使执行、参与、监督等作用，但事实上，现在主要负责逢年过节发米面油、组织郊游、联谊等活动。”

    行政色彩过浓，就会导致：一个很有名望的教授在一个处长面前没有发言权。习惯于服从行政权威，教师的自主性、独立性、创造性必然慢慢衰退。

    更为深远的影响体现在学生身上。以法学院学生为例，首先必考的是英语四六级、司法考试，其次，不少人还会参加驾照培训、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等。“有的学生4年下来，能考几十个证，却读不了几本书。”看着这样的局面，范忠信认为，“当校园充满功利色彩，教师无法纯粹做学术时，学生也难免跟随现实。”

    （《中国青年报》4.24  骆沙 杨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