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瑞卿专案组的日子

    如今九十高龄的张英华曾参与对罗瑞卿的审查工作。回首这次特殊任务，虽然已相隔近半个世纪，但他仍记忆犹新。

    搜集材料

    1965年12月，正在昆明巡视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急召至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批判为“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

    1966年3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罗瑞卿的批判升级。3月18日，罗跳楼自杀，造成双脚跟骨粉碎性骨折。会议认为其“搞独立王国”，是“埋藏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

    5月18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审查小组，对四人进行审查。

    1966年底，罗瑞卿专案组成立，第一件事就是搜集揭发、批判罗瑞卿的材料。

    在京西宾馆会议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写了一份揭发材料，对罗瑞卿未参加南昌起义一事提出了质疑。“他到哪里了？这段历史应该审查清楚。”为此，专案组到广州找到了黄永胜。

    黄永胜说，1927年7月下旬，黄埔军校和中央警卫团的很多人都参加了南昌起义，但在军校分校学习的罗瑞卿却没参加。他对此感到怀疑，因而写了份揭发材料。除此之外，他也没有更多的线索。

    档案中的疑点

    从广州回京后，专案组从中组部借出了罗瑞卿的档案查看，果然发现了一些疑点，如罗瑞卿1926年加入共青团一事，几份材料上的介绍人均不相同；入党介绍人解放前后填写的也不同。

    1967年11月中旬，张英华等人到罗道庄审问了罗瑞卿。

    当时，罗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警卫某师一个连队的院子里。与罗瑞卿一同关押在此的，还有彭德怀、彭真、谭政、刘仁、万里等人。每人一间斗室，走廊上设哨兵。室内一张木床，一桌一凳，窗户上糊着纸。

    穿一身旧军装的罗瑞卿被警卫搀扶进来。他神色平静，但透着机警。待罗瑞卿坐下后，张英华开门见山地问：“你入过团吗？”他注意到，罗惊了一下，但很快就镇静下来。

    “这个问题，我作交代，我没入过。”罗承认，他在干部登记表中所写的加入共青团，不是事实。

    张英华有点意外，很快又问：“你入过党吗？”罗瑞卿沉默下来，好一阵不说话。

    “今天就不要再问了，我讲吧。”罗瑞卿抬起头来，“以前写的简历中入党地点和时间不是事实。”随后，他写了一份简要材料，结尾处写上了“认罪”二字。写的时候，他显得有点激动，手略微发抖。在罗案久攻不下时，这属于“阶段性硕果”。

    “特务”问题

    专案组的另一个审查重点是罗瑞卿的所谓“特务问题”。

    1967年7月，康生在一次会议上说，罗瑞卿在延安时的老婆拱平是特务，现在在南京。当月，张英华等四人去南京，将在中学工作的拱平带回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看押。此后的两三个月，张英华等人几乎每天都去审问拱平。

    据专案组了解，在延安时期，在“抗大”担任教育长的罗瑞卿与抗大学员拱平结婚。不久，拱平称有病要去西安治疗，之后一直未归，后来进入了国民党的《黄埔日报》当记者，与《中央日报》的一名记者结婚。但经调查，没有发现拱平曾从事过特务工作。

    1968年2月16日，专案组在总结材料中承认，罗瑞卿的“特务问题”经过45次审讯，仍未突破。“我们决定连续审讯，开展强大攻势，从政治上把他打倒。”

    几个月前，罗瑞卿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治疗左股股颈骨折旧伤。专案组给军委办事组组长杨成武写了一份报告，称如让罗瑞卿继续住在医院里，对审讯十分不利。“他吃住舒服，拒不认罪。”在专案组的命令下，罗瑞卿被迫出院。

    结论难以成立

    在接下来的审问中，对于罗在1928年1月至6月期间所担任的国民党“新编教导第五师政治部”上尉宣传员的性质，办案人员和罗瑞卿发生了激烈冲突。

    办案人员认为这段历史应属于反革命历史，罗瑞卿坚决不同意。在僵持不下时，有的办案人员辱骂罗为“死硬派”，说“一切反动派都是愚蠢的，你就是最愚蠢的”。

    罗瑞卿终于失去了平静，愤怒而绝望地喊道：“逼着我写我就写吧，写了死了就算了，死了我还要申诉！”

    张英华说，按照公安部对国民党“军政警宪特”的认定标准，在解放战争期间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上尉以上军官的属于“五类分子”，但罗瑞卿任国民党上尉是1928年。所以，最后没有对他的这段经历做出“历史反革命”的结论。

    对罗瑞卿的审讯持续到1968年底。1969年1月，罗瑞卿终于获准入院治疗，做了截肢手术。1973年，被解除“监护”。

    1975年8月，罗瑞卿被任命为军委顾问，1977年，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15期 杨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