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胡适之”

    一句话彰显出胡适的“磁性人格”与为人之道。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坛，胡适无疑是一位登高一呼、应者云从的风云人物。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曾是许多人的口头禅，无论相识与否，文人雅士、社会贤达多引以为荣。他的名望之高、人缘之好、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的朋友多是志同道合的文化学术界的精英，但也不乏社会下层的厨师、菜夫、引车卖浆者流。胡适晚年在台北时，有个沿街卖芝麻饼的小贩袁瓞，他自做自卖，卖饼之余，喜欢站在卖饼的铅桶旁看书，研究各国政治。有许多问题使他困惑，又想不出答案，于是写信向胡适请教。胡适则有信必复。后来，袁瓞成了胡适办公室的常客。胡适每次出门，总要先写信通知袁瓞，以免他枉来一趟。二人一次闲聊中，袁瓞误以为自己得了鼻癌，胡适便替他写信介绍到医院检查，并表示愿意代付一切费用。学术大师与草根小民的友谊，凸显了胡适的平易近人、与人为善。

    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启蒙大师，胡适一生牵惹的问题与瓜葛自然颇多。然而，即使对其有门户之见甚至多有攻击的人，胡适也往往能做到持平论之，甚至挺身相助。如胡适与鲁迅早有交往，后因政见相左而产生嫌隙。鲁迅对胡适有过激烈的批评，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鲁迅领导之下曾对胡适多次“围剿”。鲁迅也是第一个说胡适阴险的人。

    但是，胡适仍能客观地评价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去世后，有人跳出来横加责难，胡适则出面劝阻，并欣然接受许广平的推荐，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积极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再如，胡适与陈独秀是安徽同乡，还曾是同事。后来，二人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但胡适始终以情谊为重，在分手后陈独秀四次被捕入狱的危难之际，胡适都不遗余力地营救他。

    据说，“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最早出自傅斯年之口。其实，这句话由谁说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语彰显出的胡适的“磁性人格”与为人之道。胡适常挂在口头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云云，均可视为他人生的座右铭。

    （《光明日报》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