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家族报纸的危险生意

    2013年12月4日，由于内部管理混乱、多名记者涉嫌新闻敲诈，创刊于1994年元月的《中国特产报》(以下简称“特产报”)在即将迎来20周年报庆之际，收到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正式吊销了报纸的出版许可证。

    停刊整顿时继续敲诈

    特产报最早被调查，是源于该报记者刘会丽、杨飞、郭焕璋在宁夏的数次新闻采访。而最终被吊销出版许可证，则是因为记者王铭泽在报社停业整顿时，仍然在外进行新闻敲诈。

    2010年7月，特产报记者刘会丽、工作人员郭焕璋等人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望洪镇南方村采访新农村建设，称新建的南方新村的选址在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内，随后给该县发去核实函。

    永宁县委宣传部在材料中表示，当地新农村改造后对原有的村落进行了集中整合，再进行复耕后节约出了390亩土地，符合相关规定。

    永宁县称，与刘会丽一行沟通时，对方提出在特产报刊登半个版“报道”就不再予以曝光。而望洪镇原党委书记请示领导后，为了不把“问题”扩大化、炒作化，指派专人进行了“处理”，支付了6万元宣传费，之后在特产报上刊登题为《望洪镇：夯实农业基础，推进“富民工程”》和《中华回乡文化园——展现回族伊斯兰历史文化第一园》两篇宣传“报道”。

    之后，几乎是用相同的手段，2010年9月，刘会丽、郭焕璋等人到宁夏灵武市采访新区建设用地问题，发去核实函后，灵武市委宣传部拿出了8万元宣传费，换来了特产报A4版上的一篇名为《争创一流 精益求“金”将灵武打造成国际精品羊绒之都》的宣传“报道”。

    2011年8月，郭焕璋、杨飞再次来到灵武市，这次是采访全民创业园用地问题。当地宣传部门称，在答复了相关的采访问题后，杨飞对回复不置可否，而是提出收取8万元做一个彩色专版。这次的钱，是稿子涉及的灵武市国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支付的。

    至此，事情仍算顺利，但2012年的数次采访导致了事发。

    年初，被选中的又是永宁县。据郭焕璋本人在笔录中回忆，他在2011年采访了宁夏永宁县住建局拖欠工程款的问题：“我基于促进开发商兑现农民工工资进行的采访。”2012年1月19日，这篇名为《他们拿着工程款在玩什么猫腻》的稿件发布在东方法制报网站。

    就在这次采访之后，2月，郭焕璋又去灵武市崇兴派出所采访。灵武市公安局的书面材料称，郭焕璋在发来采访核实函后，表示可以收费6万元，给公安机关刊登正面报道。7月，郭焕璋又采访了青铜峡市草原征地补偿的问题。在稿件发给相关领导后，青铜峡市委宣传部赴北京协调，最终拦下了该稿件。

    密集的采访最终引来了“麻烦”。当年8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将特产报自2010年以来在宁夏涉嫌新闻敲诈的情况汇总并上报。2013年2月，特产报社作出书面回应，称系记者个人行为，相关记者已经被解聘，而记者收取的费用都被报社广告代理公司获取，报社并不知情。

    2013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决定对该报暂缓年度核验，由其主管单位某协会对报社进行停业整顿。当年9月，此前声称没有收到钱的特产报社，用报社的账户退还了其中的两笔宣传费。

    同年8月26日，停刊整顿4个月的特产报再次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递交了复刊申请。

    在这份复刊申请中，特产报社称，“通过修改完善报社各种制度，漏洞基本堵住”，“特别是整顿期间，所有持有记者证的采编人员与报社签订遵纪守章承诺书，保证遵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记协的各项规定”。

    然而，就在这份申请书完成之前的10天，8月16日，该报记者王铭泽因涉嫌新闻敲诈在陕西省彬县被逮捕。此前他正在采访彬县的粮食补助问题，并以此获得4万元正面宣传费。

    不巧的是，由于给对方开的发票有问题，当地宣传部查询后发现这是一家正在整顿的报纸。这成为压垮特产报的最后一根稻草。

    专刊主编每年上交24万元

    纵观几名事发记者的操作手法，无一例外是先从网上找到举报材料，之后将稿件以核实函的名义发给当地宣传部，在进一步与政府沟通时，提出可以收钱做正面宣传报道，谈成后，记者以自己的名义在报纸上刊发稿件。

    这显然是一桩危险的生意，它的产生壮大是源于特产报内部混乱的专刊管理制度。该报设有专刊部和事业发展中心，管理专刊的经营、广告，这两个部门的负责人均为黄道军。

    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笔录中，特产报社长刘真称：“报社事业发展中心主要是在报社发展方面做一些工作，是采访部门还是经营部门，在设置时界限还不是很清晰，但主要是从事经营、广告代理合作等。”

    刘真在笔录中表示：“专刊部有20多人，大部分人员都有记者证，事业发展中心人员没有记者证。专刊部没有公章，事业发展中心有公章，原则上报社分管领导同意，就可以使用公章，这些发出的核实函我不清楚。”

    实际上，被查出问题的4名记者均属于专刊部。根据审计，到2013年4月，特产报社共有66名员工，正式聘用人员61名，其中9人为借调、退休人员，在剩下的员工中，有20余名持证记者均不在报社领取工资，他们大多属于专刊部门，需要自谋生计。

    据报社以前的老编辑介绍，报社事业发展中心和专刊部，实际上就是负责承办专刊版面的部门。承包专刊的人平时不在报社，甚至不在北京，与特产报主报的员工几乎没有交集，一般主报的记者、编辑都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做什么。

    每年交大约20万元，就可以获得正规的记者证、采访函乃至一个专刊主编的头衔，并拥有相关版面的刊登权。你是报社的员工，但报社既不发给你工资，也不对你进行管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按时交钱。

    刘会丽就是此前的聚焦三农专刊主编，在调查笔录中，刘会丽表示，她每年需要上交24万元，同时获得每个月一期4个版的版面。此外，拉来宣传费后，她大约有30%～40%的返点。

    事实上，刘会丽前往宁夏采访时，就随身携带着广告公司的合同，对方同意，就立刻以报社代理广告公司的名义签字合作。

    王铭泽则更彻底，他是直接以陕西省生产力协会的名义与事业发展中心签订的广告代理合同。

    根据该合同，王铭泽每年需要付出30万元，获得的是特产报专版《市县经济专刊》的广告代理权，以及“相关工作证件、介绍信及样报”。而“该刊所经营的广告收入，除应交报社广告款外，其余部分乙方(王铭泽——记者注)自行支配”。

    巨额的承包费用，以及形同虚设的内部管理成为新闻敲诈的原动力。一名老员工评价说，“这么高的承包费，别人不敲诈靠什么赚回来？”

    家族式管理

    除去对专刊的管理混乱，特产报主报内部也几乎是一个家庭式的管理模式，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为是“家庭办报的代表”。

    现年64岁的刘真是这张报纸的绝对核心，她已经在特产报当了18年的总编辑、19年的社长。在停刊整顿之前，她的女儿崔铭担任总编辑、副社长，刘真的丈夫崔世杰则担任经济新闻部主任。

    刘真经历过上山下乡，做过大队革委会委员、大队妇女主任、公社后备干部，并一度担任中国经济新闻报社吉林记者站站长，她被特产报的诸多下属认为“很强势”，是“社会活动家”。

    1992年，刘真离开中国经济新闻报社吉林记者站，开始在吉林筹办特产报。几位较早参与报社工作的员工回忆，与在筹办初期，特产报尚未最终定名，所使用的也是吉林刊号，经过刘真的四处活动，最终才获得“中国”字头，并从吉林迁到了北京。

    一位曾不满刘真家族式管理、后来离开报社的副总称，刘真经常以自己家人工资也很低为由抵制加工资，但财务大权都在刘真手上，并没有人能了解报社钱款的去向，“报社很不正规，家族管理太严重，这最终让我离开”。

    另一位此前的报社中层，则在交流中更多地流露出了对往昔报社风光时的怀念之意，“我们老一辈报人对报社都是有感情的，其实以前只做特产，也能活下去呀” 。   

    (《中国青年报》4.14刘星 张宇 成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