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习仲勋的长葛调研

    1961年4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之命，率12位同志组成中央工作组，来到河南长葛蹲点调查。

    我们无颜吃农家的饭

    4月16日，习仲勋率工作组来到和尚桥公社杜村寺大队,调研群众的口粮问题，还要亲眼看看粮仓。大队支书张大力只好强打精神，领着工作组前去查看。库里，粮囤一个比一个高大。村里，饿成浮肿病的百姓一个跟着一个。 

    粮囤里真的装满了粮食吗？习仲勋很是怀疑。于是，习仲勋让工作人员打开了粮囤。结果发现：粮囤里，竹竿片儿撑了个拱，布罩在拱上；布上边，摊着不足一寸厚的粮食。

    习仲勋又气又恼：你们杜村寺大队把党中央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多快好省”,学精了、用妙了！

    张大力满腹委屈：“不瞒习副总理，1959年庐山会议后，这里还是到处都搞‘卫星田’。上面瞎指挥，种麦每亩地下种几十斤，甚至200斤。瞎指挥又遇上了1960年大旱，麦子产量呀，连种子都顾不住。可吹产量呀，一个比一个高。吹完了，听完了，上边还要装模作样地下来，检查工作。没办法呀，只好造假了。” 

    这天,习仲勋和学校教师孙守德谈得很晚,孙尴尬而内疚地说：“中央大干部到农家，该吃饭了，我竟管不起几位一顿饭……”

    习仲勋如鲠在喉：我们无颜吃农家的饭。 

    长葛百姓皆兄弟

    在习仲勋面前，百姓为什么敢说掏心掏肺的话？除却“一切后果责任由我负”、敢于为百姓担当责任外，习仲勋与百姓打成一片，也是一个至关紧要的因素。

    八七村党委书记张喜安对记者说，有时，习仲勋和群众一道绞辘轳、推水车，参加抗旱、收麦、播秋等生产劳动。有一天，他看到推水车浇麦的福兴婶腿瘸着，不但推不动水车，反倒被水车杠子拖着在井台上转圈儿。习仲勋上前将福兴婶搀下井台，让她坐在树荫下休息一下。福兴婶无意中搂起了裤腿，习仲勋立马发现她的双腿浮肿得很厉害。于是，习仲勋就让她用手指按一按自己的小腿。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几分钟都不能弹回复原。见此，习仲勋潸然泪下。 

    被饿得有气无力的社员们白天干活，晚上或劳动间隙，还得无休无止地开这个会开那个会。为让群众省点儿气力，习仲勋在县委扩大会上要求干部们：“开群众会，最多不得超过一个小时。开30分钟的会，群众还会多记住些东西。时间长了，都在打瞌睡睡觉。群众是在劳动间隙来开会的，我们一定要爱惜群众的精力、体力。干部讲话一定要事先有准备，不要讲话不沾边，占去过多时间。”

    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水柱说：“当时没粮食，很多人家只能找点儿红薯渣、红薯叶、红薯秆、坏红薯、玉米芯等，将其粉碎后弄成饭团充饥。就是买这些东西，有的社员还不得不出卖衣物。当时盐也缺，饭团涩得咽不下去。为体会百姓之苦，习仲勋副总理和群众一道啃这种饭团。那会儿，都能看到他眼中噙着泪花。”

    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

    这年，长葛县麦收后碰上了更大的危机：上级下达给长葛县的粮食征购基数是3651万斤，超购289万斤。如此一来，全县有29个大队在秋收之前人均最低口粮不足百斤，个别大队人均只有五六十斤。

    时任县粮食局副局长赵寿亭回忆说：习仲勋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退库和统销（返粮）的问题。会上，他提出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的问题。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思考再三，说：关于国家的战略储备粮，县里只有为国家妥善保管的责任；没有中央批准，一粒都不敢动。

    大家都将眼睛盯向了习仲勋,都在心里问：习仲勋，你敢不敢担当这个责任？ 

    习仲勋果敢地说：特殊情况下，要采取特殊措施。现在动用一部分储备粮，等于向国家“预借”。下年丰收，再补上。

    县委常委和中央工作组成员面面相觑，无人发言。看到这场面，习仲勋思考片刻，拍板决定：“县委做好开仓放粮的准备。我马上打电话给中央和国务院，向周总理和小平同志请示。他们会考虑问题的严重性，给予破例。”

    《长葛粮食志》记载：“县决定退库（小麦）60万斤，统销341万斤，又动用储备粮62万斤、机动粮135万斤……共计1156万斤，有效解决了群众口粮严重不足的问题。” 

    1156万斤粮食，挽救了多少长葛人的生命!《长葛粮食志》上的这张表格，默默地记载着习仲勋的胆识与担当。

    （《大河报》4.10孙斌 于茂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