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父亲，宋红阳打算为父亲写部传记。父亲的人事档案成了宋红阳所需的第一手资料。但这一想法没能实现，挡在宋红阳面前的是《干部档案工作条例》，“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
无法逾越的规定
学界诟病“不得查阅”欲诉学校侵权
3月1日，宋红阳从深圳赶往合肥，父亲宋昌五正在安徽省立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最后的治疗。对于90岁高龄、多重病症同时发作的老人，医疗救护只是短暂地延长了他的生命。5天之后，宋昌五离世。
宋氏家庭的经历十分波折，由于家庭出身不好，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均波及了这个家庭。宋昌五的父亲甚至为了保护子女不受自己牵连，在政治风波中自杀身亡。“父亲亲身经历了1949年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的档案对于了解这些历史非常重要”，宋红阳说。
为了纪念父亲，宋红阳打算为父亲写部传记，父亲的人事档案成为了宋红阳所需的第一手资料。料理完父亲的后事，3月10日，宋红阳向父亲生前供职单位合肥工业大学的老干部处提出请求，想查阅并复制父亲的档案。老干部处让宋红阳找管理档案的组织部。
翌日，宋红阳到组织部，提出想留父亲的档案复制本作为纪念。组织部长季益洪回绝了宋红阳的请求。季益洪称，组织上有规定，家属不能看档案，复印更不行。
季益洪所称的组织规定，是《干部档案工作条例》，于1991年出台，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家档案局联合发布。其中，第三十一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
从读书时建立自己的档案，到大学学习档案学，20多年后，宋红阳这才得知，“原来我想看自己的档案都不行。”宋红阳又解释，父亲已经离休31年了，并且已经去世，应该不会有涉及国家机密或者安全的内容。但武汉大学一位学者称，工作中有不成文的习惯，人事档案一般本人去世后若干年才能开放。果然，宋红阳与季益洪之间的讨论最后都会回到《条例》的规定，宋红阳只得无奈离开。
两天后，宋红阳又找到分管人事工作的副校长吴玉程，他当场并没有拒绝，只是答应宋红阳帮忙协调。在等待吴玉程答复的时间里，宋红阳在微博上询问查阅档案之事，海口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天意回复他，学校组织部的做法是对的，从党内文件立改废来看，只要是未废止的文件，无论是何时的都需遵循。
这让宋红阳情绪低落。他找来《档案法》与配套的《实施办法》，从头至尾通读数遍，看完就默默念叨，“档案自形成之日起30年就要开放”、“没有规定不能查阅档案”。宋红阳又觉得有了些希望，但一位在浙江省档案局工作的同学告诉他，《档案法》说的是文书档案，人事档案的管理自有具体规定。
宋红阳又去看《档案法》，看完后一头雾水：“《档案法》里也没区分文书档案和人事档案哪。”
学界诟病“不得查阅”
档案学资深学者朱玉媛分析，人事档案源自政审制度，实施之初即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人事档案帮助组织将人调入各单位，并与入党、提干、奖励、分房等人生大事关联在一起。人事档案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国家单位对人事档案的管理也就越来越趋于封闭。任何人不得查阅和复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之规定，盖始于此种观念。
对人事档案制度影响巨大的《干部档案工作条例》，从出台至今20多年时间里没有修订。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潭注意到一个啼笑皆非的现象，作为人事制度的概念，干部编制如今已经被公务员编制和事业单位编制所取代，“以前大中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都是干部，现在没有这个概念了”，而档案管理上，干部档案仍沿袭至今。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流芳认为，“组织”将不利于个人的结论塞进档案，相当于在不听取当事人申辩的情况下进行秘密审判、宣判和传播对当事人不利的结论，使当事人蒙受不利而永不知情。档案管理决不是要赋予“组织”这种超级权力。
方流芳所言，不仅仅是宋红阳查阅请求遭拒这么简单。2003年，湖南作家汤国基档案事件轰动一时。汤国基偶然得知，早年在档案中他被评价为精神不正常，他认为，这造成了他多年无法就业(2004年4月15日，汤向法院起诉湖南省教育厅行政不作为，2004年12月，在经历一审败诉后，汤国基的诉讼请求再被驳回，终审败诉)。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一位不愿具名的受访者身上，他在工作上多年不被任用，后来，他发现自己档案中存在着学生时代的评价，不适合某职业。
这些问题都指向了个人无法获知档案内容这一规定。这条规定，在学界被诟病多年。朱玉媛举例，《档案法》规定，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档案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如此，不得查阅的条款则与其他法律法规相矛盾。
欲诉学校侵权
与吴玉程见面后，宋红阳给吴玉程发了两条短信，吴玉程发来了回复短信：无能为力，敬请谅解。
宋红阳想到了放弃，《条例》规定，干部死亡，由单位保存人事档案五年后，移交本机关档案部门保存，按同级国家档案馆接收范围的规定进馆。“五年不行就十年，总得公开吧。”
但一种传闻又触怒了宋红阳。宋红阳听说，他在微博上讲述查阅档案经过一事，被学校得知，学校方面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相关部门。这让宋红阳收起了放弃的念头。
律师王晓东曾告知宋红阳他的想法，《条例》非国务院制定，不属于行政法规，虽由国家档案局和中共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布，但制定和解释权却在中组部，亦不属于部门规章。
安徽律师孔维钊则认为，不得借阅的规定，侵犯了公民基本的知情权。宋红阳决定，将学校告上法庭，委托孔维钊对学校提起行政诉讼。
宋红阳觉得，若规定不合法，就该改变它。但孔维钊提醒宋红阳，法院可能不受理起诉。宋红阳则说，能往前推一点就推一点。
(《南方都市报》3.26 张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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