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与罗曼·罗兰的交往

    我的父亲阎宗临1904年6月18日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中座（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里。1924年，父亲中学毕业后到北京，后又考入梁漱溟在山东曹州办的重华书院（亦称曲阜大学预科），两个月后，退学返京，1925年，在高长虹的介绍下，与鲁迅、郁达夫交往。《鲁迅日记》中的“已然”即是父亲的笔名，实际上父亲见鲁迅的次数要比日记里记载的多。1925年12月5日，父亲在鲁迅的影响下赴法勤工俭学，1929年6月4日，又正式注册入瑞士弗里堡大学哲学文学院学习欧洲古代文化及历史。

    在弗里堡大学，父亲有一个特殊的际遇。当时，住在瑞士的法国文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因为对中国很感兴趣，希望弗里堡大学文学院的德·米南克教授给他找一个懂中国文学的行家帮他了解中国。父亲刚入学不久，米南克就推荐父亲去罗兰那里。因此，在瑞士学习期间，父亲与罗兰有长时间的接触，对父亲而言，罗兰的关爱，起着“家长兼导师”的作用。这位法国文学大师与中国学生之间的交往，成为中法文化交流中的一段小小的佳话，也因此，父亲在鲁迅与罗兰这两位东西方文化巨人之间起了一点桥梁的作用。

    罗兰《日记》也提到，父亲曾带一位中国同学一起去向罗兰咨询：怎样面对自己的祖国，怎样面对自己的命运和生活，希望在罗兰的指导下得到对生活新的看法。《日记》写道：他们并不壮实，但极其善良、单纯和严肃。他们找我的目的是想求教该怎样处理自己的人生，怎样才能挽救他们困境中的祖国。他们非常认真地问我，很细心地听我说的每一个单词，他们想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是：回中国后该怎么办。可见父亲在读书时，仍然很关心国家的命运与前途，思考着怎样为挽救处于困境的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日记》还记载了父亲翻译《米开朗琪罗传》的事。经过两年多，当罗兰看到翻译的第三稿时，赞扬父亲书写得非常精美仔细。当父亲提出还想翻译《圣路易》时，罗兰却鼓励他选择《约翰·克利斯朵夫》片断来翻译，罗兰认为克里斯托夫这样一位英雄，他的精神很可能会成为给中国同胞的滋补品。

    从《日记》看，罗兰对父亲的印象很好。他写道：阎宗临这样的年轻人让我和我的姐姐都很感动，我爱这样的年轻人。他们虽不说任何话，却敢于触及社会底部残酷的现实。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不诉苦也不怕命运的嘲弄。他们能保持镇静，继续他们的前进旅程，没有丝毫的动摇。

    罗兰的姐姐马德莱娜是一位极优秀的古印度和西孟加拉文学家，是罗兰文学研究工作的最主要助手。罗兰《日记》关于父亲的记载，使父亲与罗兰际遇的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得到证实。

    从父亲的回忆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罗兰的思维非常活跃、敏锐、缜密和深邃，能见微而知著。他能从中国人起名字的原则上，看到宗教在中国和欧洲的社会影响有不同的深度。他也能从阿Q受了欺负，只要说是权当儿子打老子，就能得到满足等现象中，体察到中国的社会习俗，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他能发现一些细小的问题，也能从细小的问题中洞察深厚的社会背景。这就是罗兰作为文学大师不同于常人之处。

    罗兰向父亲提出各种问题，他总是鼓励父亲通过自己的思考去回答。父亲回答得好的地方，他就给以肯定，回答得不足的地方，他会做进一步讲解。在和罗兰讨论问题的互动中，父亲提高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受益良多。多年后，父亲在给山西大学的学生讲话时，告诫学生们在学校最重要的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父亲的这种理念，追根溯源，受罗兰的启发应是其中之一。

    罗兰对父亲的态度是诚挚的。当父亲提出想在罗兰的指导下翻译一部他的著作时，罗兰说：“好主意，你帮助我了解鲁迅的阿Q，我帮你了解罗兰的米开朗琪罗。”当父亲告诉罗兰，自已得到岱梧的资助，罗兰不必再付工钱时，罗兰说：“你这样说可是会引起我的嫉妒心，为什么你只能接受岱梧的帮助，不让我也给你点帮助?”试想，这是一位享誉全球的文学大师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生之间的对话，罗兰平和、亲切的语态怎么能不让人感动呢？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父亲依然清楚地记得和罗兰交往的细节；这就是为什么梅兰博士在论及父亲和罗兰的关系时说：“罗兰成了一种类型的学生家长和导师。”

    父亲也让罗兰很感动，我想，感动罗兰的不仅是因为出身于农民的父亲克服种种困难，艰苦求学的经历，更重要的是父亲对自己祖国命运的关切和为改变祖国命运而贡献力量的爱国精神。抗战开始，父亲就匆匆回国说明了这一点。

    阎宗临（1904-1978），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早年留学瑞士，世界史、中西交通史学家。主要著作有《中西交通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欧洲文化史论》。

    （《阎宗临传》阎守诚著 三晋出版社 2014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