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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放不下那份高傲
1963年8月20日，戴高乐总统代表、法国前总理富尔利用去瑞士度假的机会造访了中国驻瑞大使李清泉，提出访华并面见毛泽东、周恩来。
请示外交部后，李清泉转达了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对富尔的邀请。这也是未建交国家友好人士以私人身份访华时，中方的惯用作法。孰料，富尔忽然神秘地告诉李大使，此访有官方色彩，因为他要向中国领导人转达戴高乐总统的亲笔信，但行程仍须保密，对外宣称只是私人举动。
虽然打算主动与中国修好，戴高乐并不情愿放弃法国人的骄傲。富尔被引见给周恩来时，对青年时代赴法留学的周恩来说“是时候再到巴黎了”。用如此委婉的方式传递信号，正是戴高乐亲口交待的。1963年9月26日，他在给富尔的信中强调：“严格讲，我们无求于人。”
由此，富尔特别向中方提出：“将要作出的决定不应包含任何前提条件，这将侵犯我们的自尊，与我们非要求者的身份不符。”
这里所谓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就是指台湾问题。
外交核爆炸
11月初，富尔带着与中方达成的默契踏上归途。
消息传出，美国媒体称之为“外交核爆炸”。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紧急约见法国驻美大使，档案称，他“情绪激动”，责怪法方“妨碍了美国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这个选举年”。美方甚至一口咬定，法国人的主要目的是“向美国炫耀他们的独立性”。
1964年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召开千人记者会，亲自宣布承认新中国。为了照顾西方盟友的情绪，他解释说，法国与中国建交“只不过是如实地承认世界，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
力促台湾当局知难而退
既然建了交，互换大使是必须的。作为临时代办的宋之光，率队到巴黎打前站。出发前，邓小平特意嘱咐他，此行的首要任务是“驱蒋”，如长期无法解决，中国会撤回代办。
其实，此刻的戴高乐更焦急，如果台湾代表执意留在巴黎，导致“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走了”，法国政府只怕会成为国际笑柄。
2月6日，戴高乐在给蓬皮杜总理的书面指示中言辞严厉，称“有理由不承认台北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当天，法国政府就通知台湾当局，称即使台方不先采取主动措施，法国仍将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外交部”则于次日声明反对中法建交，指责戴高乐的政策是“分期投降”。
面对北京的持续施压和台湾对“劝退”的充耳不闻，法国政府惟有选择摊牌。2月10日，法国外交部明确告知台湾当局，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人员抵法，位于乔治五世大街的“中华民国”使领馆将失去存在的理由。翌日凌晨，台湾正式宣布与法国“断交”。
台湾外交人员虽已撤走，却不肯放弃乔治五世大街的馆舍，专门派人把守。中国先遣队决定另找地方，用于临时办公。
时至1967年，戴高乐亲自过问了乔治五世大街11号的房屋，巴黎地方警察接到命令，把躺在地上不肯走的台湾留守人员强行抬了出去，只剩下一堆垃圾和杂物。数日后，中国驻法外交团队“喜迁新居”，此后半个世纪，五星红旗一直在这栋华美的建筑物上空飘扬。
（《青年参考》3.27 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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