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问题之辨正

    海内外学界一些人,以西方某一国家或某一时期的启蒙思想为标准,来判断中国启蒙的性质；或追随当代西方反对启蒙、批判现代性的思潮，注重总结五四运动的“教训”，而很少总结中国近代以来启蒙的经验教训，甚至认为启蒙未在中国发生过。有鉴于此，笔者选择以下四个问题加以辨正，以期方家关注。

    中国近代启蒙起源于何时

    民主和科学意义上的启蒙思想,发端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我国历史学家侯外庐把有清一代的启蒙思想分为三期，认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启蒙思想“气象博大精深”，18世纪戴震、章学诚等人的汉学是黄顾之余绪，19世纪中叶龚自珍、魏源的今文经学拉开了近代启蒙的帷幕。

    中国近代启蒙与西方启蒙在17~19世纪同步发生，虽然理论形式不同，但都包含限制君权的民主思想、倡导“修己治人之实学”的科学思想以及变革维新的历史进步观等。所不同的是，中国近代启蒙生不逢时：当以启蒙学者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接二连三攻坚克难、夺得政权之际，黄宗羲所哀叹的“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蛮夷刚拂晓，复明已没落）的晦暗局面在200多年间竟无本质改变。

    五四运动如何推动社会进步

    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启蒙的标志性事件，其现代性表现为二：一是思想资源的世界性，二是划时代的进步性。这两点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把握五四运动的性质。

    五四运动是社会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则是思想解放思潮。这次思想解放建立了衡量数千年中国文化传统和新传入外国思潮的“理性法庭”，虽然“法官”们有不同的具体标准，但他们遵循相同的裁判规则，于是共同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术和政治。无论有多么大的政治分歧，复辟帝制已不可能，开历史倒车不得人心，原封不动地照搬古语旧学没有立足之地。一代学术宗师的涌现和民智大开的新风尚,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而大批优秀分子推动的政治变革,则是五四运动的社会效应。两者相互激荡、彼此呼应而又不相混淆。

    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启蒙之间是什么关系

    国内外有人写文章“论证”马克思主义违反启蒙运动精神，但他们没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恰恰是西方启蒙运动三个阶段（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德国思想革命）的主要理论形式，也没有认真看待中国近现代启蒙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历史无情的逻辑是：既然国民党当权派抛弃了五四精神，经过启蒙洗礼的新一代就要抛弃他们。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在1927年之后开展“两种革命”，即“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针对伪满洲国遗老用“王道仁义”的奴化教育配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谬论，也针对蒋介石集团营造复古氛围的“新生活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在1936年发起“新启蒙运动”，用“启蒙运动”界定五四运动的性质，并主张把文化上的理性主义、思想上的自由解放、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实现启蒙与救亡的高度统一。

    与此相反，蒋介石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苏俄恶意输入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理论，一厢情愿地把“道统”和“治统”等同于“中国文化固有的道德价值”和“复兴民族”的基础，最终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他到台湾后承认：“我们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输在军事上，乃是人心上的失败。一本书（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搞垮了我们的思想战线！”但他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是批判与超越，还是继续解放思想

    在思想不断解放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始终有批判五四、超越启蒙、反对现代性的思潮。如说五四运动割裂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用理性的名义制造新的教条，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当作“德菩萨”“赛菩萨”；有人发挥类比附会的丰富想象，在新文化运动和延安整风中找出相同的“语言革命”，把“文革”看作“五四”的延续；有人把现代化的思想基础说成“工具理性”“资本的逻辑”或“大众文化产业的欺骗”，需要用古典人文精神或“反人道主义”来救赎；等等。

    本人不敢苟同上述反对启蒙或告别启蒙的话语。窃以为，只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只要我们还处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只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落实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我们就需要始终高扬解放思想的旗帜，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人民日报》3.21 赵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