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无需再“摘要”

    3月20日，重庆市江北区发布党员干部“正言正行正身”十条禁令，禁搞“婚外情”、严禁大操大办婚丧嫁娶等事宜和借机敛财、收受与行使职权有关的单位或个人的钱财、用公款相互宴请、参与赌博、涉足色情场所和与配偶以外异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等。（3月21日《重庆晚报》）

    江北区发布的党员干部十条禁令，所列内容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务员法》《国家公务员处罚条例》《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党纪国法中都可以找到，其中有些段落群众可以倒背如流。因此，江北区的十条禁令虽“初出茅庐”，却没有多少新鲜感。

    既然许多禁令本来在相关党纪国法中写得明明白白，一些地方为何还要断章取义地进行“摘录”“分解”，再集成“N条禁令”广而告之呢？难道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还是出于“政绩”的需要？或者是作秀给群众看？

    我们在对党员干部制定各种禁令的时候，标准应高于普通群体，才能显示出我们的决心，才能让党员干部的觉悟高于普通百姓。而现实生活中，有些地方党政部门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将原本就属于最基本的要求，也拿出来写进“严禁”“绝不”“不准”里，好像只有这样才是最严厉的。岂不知越是这样越容易引起质疑:一般人都应做到的事情还明文规定！每一条都有党纪国法管着，还要发通知，难道党纪国法全都不算数？

    (《羊城晚报》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