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去哪儿了

    近年来，法官辞职人数在渐渐上涨。流失的法官大部分处于28至35岁之间，多为高学历、80后骨干法官。

    “风光省亲”

    法官的荣誉前勤与后勤未来会怎样

    作为北京远郊区县法院的一名法官，2013年8月，崔俊杰离开了岗位，到中国政法大学就读博士。在同事看来，这种还没有找到新工作就离职脱产读博的做法有些过激。而且崔俊杰在法院工作3年，未满5年服务期，按规定只能“被辞退”。

    从2008年至2012年，北京市法院招录2053人、流失348人。流失法官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而且骨干比例增加，流失速度加快。

    法官理应是社会最优秀的群体之一，而一些人正纷纷离开这个外人看来无限风光的行业。也许，离职后所作的选择，可些许折射出法官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从法院离职的法官，选择学术道路的并不多。崔俊杰所在的班级，除了他自己外只有3位离职法官。

    女法官冯迎去了企业。2012年，她离开了工作3年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来到金融街一家大型国企担任法务，收入比以前增加了2～3倍。

    对于冯迎来说，跳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收入。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的黑龙江姑娘在法院转正后的收入是每月4000元，交完房租所剩无几。“即使升到一个较高的职位，收入差别也不大。”冯迎说。

    在工作两年时，冯迎就曾有过离职的想法。但因为未到5年服务期，她如果离开，就只能“被辞退”。与辞职不同，如果被辞退，5年内不允许再考公务员。

    北京市某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曹北（化名）两年前离职跳槽去律所的举动，在别人眼里多少有些突兀。毕竟，曹北是该中院结案量最好的几名法官之一，且已是业务骨干。

    《法官法》规定，法官自人民法院离任两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曹北只能暂时做一些幕后工作，而即使薪水因此缩减，律师事务所依然给他开出了40万元的年薪。

    曹北来自河北农村，父母辛辛苦苦才供出一个博士生。他的想法是，如果继续待在法院，每月收入只有5000元左右，很难在北京买房。2013年，他的儿子刚刚出生。“养家糊口是很现实的问题，也许你们觉得当法官很有尊严，但是没有钱，一切尊严都无从谈起。”

    曹北的同事，现在仍然在任的法官李初（化名）则表示：“去年曹北回来过一次，车也换了，开着一辆宝马，请所有同事吃了一顿两三千元的饭，眼都不眨。”

    李初曾在前两年考上了某部委的公务员，但因为档案被卡住，最终没有离开。

    法官的荣誉

    对于崔俊杰来说，当法官能够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他此前从未想过自己会作出离职的决定。

    3年来，他一直埋头苦干，而媒体也对这个愿意到京郊法庭吃苦的80后格外关注，2011年《法制日报》就曾对他进行过大篇幅报道。

    崔俊杰所在的派出法庭位于北京北部燕山山脉深处，距离市区120余公里，辖区面积1251平方公里、400多个自然村、5万多人口。

    崔俊杰在这里担任法官时，只能每周回城里一次。为了赶上早班车，必须早上5点钟起床。

    被派出工作的大多数法官，经常需要深入农村及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等偏远地区巡回审判。刚来不久，崔俊杰就被派到“柏油路尽头”的道德坑村办案。“山里可真冷，我们在外面开庭，冻得我脑袋都想藏进大衣里。”

    工作压力并不是崔俊杰离职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他相当热爱这份工作。“这是个可以锻炼人的地方，有过下乡的体验，对国情、社情、政情了解感悟会很深。但出于对法律理想和长远前途的考虑，我还是选择离开这里。”

    真正动摇他内心最后防线的，是基层法官这份工作让他缺乏职业荣誉感。

    “农村的老百姓大多非常淳朴，但法律意识觉醒得不太理性。有时，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惜制造假案。如果你作出了对他们不利的判决，他们甚至还会有意陷害你。如果他觉得判决不公，还会捏造事实上访。”

    李初说，人民群众信访不信法，法官每天除了办案，还有来自各方的监督干预，不仅心理压力加大，工作也加重了。

    “即使一个案件完结，如果有上访，上级还会要求你对此案作出说明。对于不服的民众，还要一次又一次接待安抚。一些案件，已经不能单纯依据事实来作出审理了。在这样的状态中，法官难以发挥专长，更难以实现人生价值。”他总结说。   

    前勤与后勤

    李初家境殷实，所以收入并不是他两年前盘算离开的主要原因。

    李初2001年从南方一所知名法学院本科毕业，又拿到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文凭，再通过更为惨烈的司法考试，才得以进入司法系统。

    但工作三四年后，他发现自己遇到了玻璃天花板。

    “能够进入我们院的人都非常优秀，很少有人希望在此混一辈子，我们感觉自己的晋升通道几乎是关闭的。”李初说，在一般的公务员系统中，一个处长下面可能只有四五个人。而他所在的中级人民法院是局级单位，相当于处级的法庭下面就有二三十个水平差不多的研究生，庭长、副庭长只有各一个。同事之间竞争特别激烈。

    一般新毕业硕士研究生被招录到法院之后，先要做一两年书记员，提拔成助理审判员后才可以办案。其后，再经过两三年的助审经历，才能提拔为审判员。至此开始，就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审案、办案，极少数人有成为副庭长、庭长的机会。

    “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是李初想离开的重要原因。进入法院工作的人一般都有法官职称，但他们会被分配为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前勤和后勤。

    前勤，也就是一线，被分到这里的法官在各个法庭办案，辛苦不言而喻。“有时候做梦都在审案。”李初说。

    在一份北京市某中院内部调研文件中可以看到：该院2012年人均结案239.5件，平均每个工作日1.08件；结案数最多的法官审结案件712件，平均每个工作日3.23件，如果一年365天全年无休，则每天1.95件。

    “除了办案，法官还要被牵扯进大量与审判关系不大的事情，包括考核指标任务、一定数量的案例分析、新闻稿件、调研报告、信访说明、市区两级的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文字工作。” 崔俊杰说。

    监察、政工等后勤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法官，他们不审案，却要管理一线人员。

    两类人的工资相差无几。

    “不干活的指挥干活的，这自然让我心理不平衡。”李初说。

    而后勤也有抱怨。“钱少也就算了，连精神上的鼓励都没有。”一位北京郊区基层法院的离职法官表示，他原来就在后勤部门工作，非常同情一线的法官，但也曾被一线法官指着鼻子骂：“你们凭什么来管我们？”

    在一线，每个法官分到的案子不尽相同。有些人专门处理一些知识产权之类“高大上”的案件，有些法官却只能处理一些“吵呀闹呀”的案件。这也是法院内部不平衡的因素之一。

    “后勤法官都不愿意到一线工作早已是个公开的秘密。一线法官拼尽全力往后勤部门挤，两边的人还互相指责，最后导致一些人要么离开法院，要么想尽办法到后勤。”上述离职法官说。

    未来会怎样

    在进入法院工作之前，李初也有多种选择，比如在一家全国闻名、薪水诱人的央企做法务。他曾在心里把这几份工作的利弊反复揣摩，最后还是觉得“即使在外面一年挣40万，也不如当法官一年只挣几万”。

    可这几年，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他的心理落差还是越来越大，“很多同学都开着豪车，在所有人中，自己的收入几乎是最低的。”

    当然，“法官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他承认法官头上是有光环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法官和律师，就像甲方和乙方。”所以他觉得，虽然曹北回来跟同事聚餐时变得阔气很多，但当他跟大家说很怀念以前当法官的日子时，“应该有一点真心。”而且，曹北还让自己的妻子复习，准备继续考北京某法院。

    李初仍然在是否离开的问题上纠结。不过，对未来他并没有太多担心，毕竟像他这样有经验的骨干法官，一直被很多律师事务所和企业“盯着”，“出去一年四五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都不是问题。所以如果有更好的机会，可能会跳槽。”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文，令李初印象深刻。

    “要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突出法官、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健全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法官、检察官专业职务序列”“健全权责统一、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如果真的有所改善，我还是愿意继续留下来。”李初说。

    (《瞭望东方周刊》2014年第9期 姚玮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