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流行的民主化理论命题的证伪

    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如埃及、泰国、乌克兰正在挑战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被当做圣经的民主化理论命题，诸如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中产阶级带来民主、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

    很多人习惯在“元叙事”上看民主，把一个国家的好坏都归因于民主。我们应该更专业地看待这个实在是太重要的现实问题，为此就需要理性地去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

    埃及民主化悲剧与“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

    在埃及，靠公民组织主导下的选举而上台的穆尔西政权，其政策甚至比威权主义的穆巴拉克更专横，结果城市中产阶级转而又搞大规模的街头政治。但这次中产阶级的街头政治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军政权。

    埃及的现实告诉我们，公民组织是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治，但是，公民组织的自治不等于民主政治本身，二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能划等号，其中公民社会的“民情”或者说这个社会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样式和走向。

    泰国政治难题与“中产阶级带来民主”

    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有一句“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成为西方民主化理论的金科玉律。于是乎，西方民主化的经典理论就变成：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催生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自然要求民主。这是西方人根据自己的历史而给出的一个高度抽象和简单化、因而也是有违其自己历史的民主化教条。西方民主化历史的真相是，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了精英民主，这不用质疑，但精英民主和革命前的贵族制、寡头民主也没有多少区别，而真正民主化的到来则是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的事，最迟也是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的事，大众民主从此到来。也就是说，即使是欧洲的民主历史，也不是民主化教条理论所说的那么简单。

    泰国的政治难题则告诉我们，恰恰是城市中产阶级，构成了民主的反对力量。更为可笑的是，因为泰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30%，他们提出了极端荒谬的政治主张：70%的国会议员和官员靠任命，30%的靠选举。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与民主没有必然联系。

    乌克兰悲剧与“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

    联合国成立时只有40多个会员国，而今天则有200多个，其中民主化运动居功至伟。这是因为，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民主化催生了欧洲最早的民族主义运动，反过来，民族主义运动又借助于民主化而得到强化。1950~197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实又是民族民主运动，大批亚非拉国家得以诞生。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更是刚刚过去的历史，都是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奏的产物。

    乌克兰的悲剧进一步告诉我们，在存在种族冲突和国家认同危机的国家，即20%多的乌克兰东部的人亲俄罗斯、70%多的乌克兰西部的人亲欧洲的分裂型社会，选举民主动摇的是立国之本即国家认同。

    我一直认为，民主在价值上是公共之善，值得也必须追求；民主是大多数人政治，而多数人之间的利益，很难一致化。民主本身具有内在的张力和冲突性，这是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而不能选择性失明的，否则，正如很多历史上和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故事一样，民主到来之后并不都是福祉，反而成为祸害。

    （《北京日报》3.17 杨光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