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公开被认为是从源头治理腐败的关键，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执行中曾出现变形，甚至形同虚设。例如，有“三玩市长”之称的湖南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曾毫不掩饰地宣称：“财产申报等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我从来没有执行过。纪委每年春节后登记收受红包礼金情况，我只是象征性地登记一点。”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这些年来的实践表明，几乎没有一起重大的腐败犯罪案件是通过这项制度发现的。他们的败露或者是因群众的举报，或者是由他案牵出，或者是中央在巡视中发现。更令人担忧的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每年都在为贪官们提供着“廉洁”的证明。
林喆指出，一个完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包括“申报、调查审核、公开、监督、问责”5个环节。但我国现行的财产申报制度在设计时少了三个关键环节：对于申报内容的审查，对于申报结果的公示，以及对于谎报、瞒报行为的惩治。
林喆认为，缺失这三个环节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对一些干部诚实信用严重失缺的程度估计不足；二是对监督主体认识不清，设立该制度的目的只是为上级部门掌控；三是没有建立全民信用卡制度，由此加大了干部财产转移、瞒报的可能性，并削弱了银行的主要监控作用；四是对公示可能带来的消极面的担心——官员的高收入与普通群众低收入的强烈反差容易导致社会的不安定。
由于少了内容审查和结果公示这些环节，这就出现了一个人为设置的盲区，使得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青年报》3.14、15 王鹏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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