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与变异

    按说日记是隐秘的私人文本,所以，写作者意识不到读者的存在才是正常状态。

    日记与回忆录不同,它是一种个人的、私密的文体,所以评判一部日记的价值,关键看它是不是为自己而写。是有心传世,还是毫不避讳地与自己谈话,让日记总是游走在真实与失真之间。

    一

    鲁迅和周作人,都有很好的记日记习惯,鲁迅在《马上日记》序中谈过日记,称自己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什么野心也没有”。他们平日连收一封信、外出吃一顿饭都有记录,但偏偏对始于1923年7月14日这一天的“兄弟决裂”都讳莫如深。可见,兄弟两人还是把一些“不利于己的事”藏起来了。

    读过一篇文章,说的是鲁迅日记中1932年1月31日为何空白一事。原来“12·8”事变后,日本兵四处搜捕抗日志士,鲁迅为避难住进了内山书店。这几天他的感觉尴尬,日本人在侵略,但自己不得不和日本人生活在一起。他当时甚至不好意思告诉任何朋友,直到外间传出“鲁迅失踪”的消息,他才出面解释。难怪鲁迅在另一篇谈文人尺牍的文章中感叹道“害得名人连写日记和信也不敢随随便便”。

    二

    按说日记是隐秘的私人文本,是一种自闭的文体,本不期望与他人对话,所以写作者意识不到读者的存在,才是正常状态。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有亲友或公众这些可能的“读者”在场,使写作者一旦诉诸文字,就会有刻意修饰的意识。

    可以说,中国流传的许多现当代名人日记,多数都是变异的日记,也就是说写时就有“立此存照”的想法。如胡适日记,一般被视为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一部重要文献,他曾与美国的韦莲司小姐有过一段浓烈的感情生活,但日记中多一笔带过。《吴宓日记》也很著名,他在日记中明确言道:“使吾之日记,无不可为人见者,且当有永久之价值”,一旦有了“无不为人见者”的念头,日记的隐私性自然会打折扣。

    三

    如果一个日记写作者,意识到读者的存在,自己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尤其当他开始用读者的眼光,来检查自己的文字时,日记这种文本便有了一种表演属性。

    托尔斯泰对此有过很深的疑虑,当他向18岁的姑娘索菲娅求婚后,首先是为日记感到了焦虑,他写道:“我不能为自己一个人写日记了。我相信,不久我就不再会有属于一个人的秘密,她将看到我写的一切。”果然,他的预感成了现实,他后来写道:“这个本子里写的几乎全是谎言——虚伪。一想到她此刻就在我身后看我写的东西,或者她可能趁我不在时看我的东西,就减少了、破坏了我的真实性。”为了保存自己日记的真实,他甚至把日记藏在长靴里。

    他的妻子,当然无法明白为何丈夫不让她看日记。托尔斯泰愤怒道:“我把我的所有都交出来了:我的财产和作品。难道我想把日记留给自己,也不行吗?……如果你还再折磨我,我就出走!”果然,80多岁的托尔斯泰在发现妻子又在偷偷找他日记时,终于愤怒地离家出走了。

    这位文豪,为捍卫自己日记的尊严,最终病逝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新华每日电讯》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