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透析中国教育病

    201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60岁了，退休的日子近在眼前。但他还是开了“批判的教育社会学”这门新课。他的动力是愤懑，“愤懑之一是中国教育走到这步田地，搞成这副模样；之二是目睹管理者解答中国教育困境之弱智。”

    这门课吸引了很多学生。郑也夫要求和指导学生做深入的社会调查，细致而详实地讲述其中的某一种博弈或者现象。这也是郑也夫授课一贯的特点：他的讲授和学生的作业两个旋律并行。

    郑也夫觉得这些学生是最适合写出“教育实情”的人。“初进高校，中学生活的记忆依旧鲜活；而那段生活之吊诡，真的比想象更离奇。”

    学生们没有让他失望。《学生眼中的“衡水模式”》展示了这所超级中学精确到每一分钟的军事化管理。比如，5：45做早操，但绝不能早于5点半起床；晚上9点50分下自习课，10点10分必须躺在床上。曾经有个学生因为突然坐起来被记违反纪律，还有个学生因为睡不着玩手指也被记下来。

    《围绕报考北大的师生博弈》则勾勒了在河南一所重点中学里，老师为了诱使学生报考北大而采取的种种手段。每个班都会挑选几个“北大苗子”重点培养，做特殊发放的复习资料。一旦发现某个苗子没有潜力时便果断放弃培养。

    更惊险的博弈是在高考后。老师的策略是“全面撒网，重点捞鱼”。他们会力劝学生报北大而罔顾其风险，甚至还会故意向其提供虚假信息。某同学便是如此，第一年高考后估分，感觉在北大分数线的边缘，学校领导力劝他报北大，结果落榜。他复读时，选择了另一所学校。结果原来学校的领导便来威胁他们全家。这些事情也让学生对老师有了戒心。有些学生平时考试时就故意做错一些题，考差点，让老师对自己不管不问，最后成为高考黑马。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看惯了教育学科的论文，看到这些学生的调查后眼睛一亮，心生惊异。“几十篇论文如同教育病的一张张彩超和CT，不动声色而深刻入微，呈现出清晰的病理。”

    三年多以来，郑也夫的这门课一共上了五轮。按照惯例，一门课结束后，郑也夫都要出书，而且是要将自己的作品和学生的作品捆绑出版。学术书本来就不好卖，更何况是学生之作，出版社不愿意做这种赔本的买卖。每次都要辗转几家出版社，幸而郑也夫自身名声响亮，最终都能找到出版社接手。

    郑也夫不惜自己贴钱也要给学生出书。与此同时，他还要给学生开稿费、劳务费。这些都得他自掏腰包。因为看不惯评选过程的猫腻，他已多年不申请国家课题，没有任何科研经费，每年只有7万多元的工资收入，外加一点稿酬。

    但郑也夫还是乐此不疲。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些优秀的文章，推动学科乃至社会的进步。每当帮学生定下选题，他都有一种播下了种子的感觉。“当这些文章凑在一起，便有了规模的力量，或者说，小有了一点气候”。

    （《看天下》2014年第6期 沈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