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疏散论”的启示

    城市规模越大，商品生产的效益就越高。它们创造的就业岗位越多、公共服务的品种越多，人们也就越趋向于到这样的城市里来生活工作。所以，超大城市能够自动吸收人口的另一面，就是引发规模膨胀的恶性循环。这样的问题在世界城市化历史上早就多次发生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国家的注意力从战争转向经济发展。当时，城市规划学领域有一位著名人物，即芬兰的规划学家沙里宁，就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所有的世界级大城市都必须走一条“有机疏散”的道路。

    “有机疏散论”是当时城市规划学领域的一部扛鼎之作。在二战还没结束时，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提出，英国当时只有3600万人口，却集中了500万的精英跟德国法西斯作战；战争一结束，这500万人就要结婚、生孩子、找工作，到哪里去好？如果这些人全部涌到伦敦来，伦敦就会“爆炸”。受沙里宁的思路启发，丘吉尔请了一批规划学家推出“新城计划”，在伦敦之外布局了30多个卫星城市。具体实施方式就是在政府组建新城开发公司后，通过向国家财政借款，一次性地把农地征过来做新城规划和基础设施投资，然后再把土地卖出去、把钱收回来后实现滚动发展。此后，英国的“新城计划”发展成“新城运动”，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有了关于“大伦敦”的新城规划以后，“大巴黎”的新城规划也紧随其后。这些规划无一不遵循沙里宁的“有机疏散论”。

    在我国，这一类大城市的疏散早该开始。但是我们不仅认识得较晚，而且对新城的成长机制始终心存疑虑。其实，英国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上也经历过许多痛苦，在具体实践上也经历了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新城。

    第一代新城：就像北京的回龙观，30万人口的新城区里很少有就业岗位。大部分人早上涌到老城里来，晚上又涌回新城，造成巨大的钟摆式城市交通。实践证明，这类新城是失败的。

    第二代新城：丘吉尔时代的规划学家们就敏感地认识到，应该发展第二代新城，人口规模应该在20万人以上、就业岗位50%就地解决。这样，这种新城能够至少减少50%的城际交通。

    第三代新城：继第二代新城实践后，又迅速推出第三代新城，人口规模为30万左右，就业岗位基本上能够在新城内自己创造，实现职住平衡。这既保证了新城的经济活力，又大大减少了对老城市的交通压力。

    如是，英国规划学家才逐步探索出了新城科学规划和建设的正确路径。在探索新城建设的过程中间，他们逐步得出了一个结论：新城开发成功的关键，是其人居环境应该比老城还要更高、公共服务质量更好、人与自然更和谐，这样就可以形成对老城的人口反磁力。只有形成这种反磁力，有机疏散才有可能实现。

    回过头来看我国，哪一个新城足以承担老城重要功能的分流？这些新城建设，正是因为没有吸取先行国家的经验，在规划建设标准时把起点定得太低了，反而造成人口从新城不断地涌进主城来。

    在编制当前这一轮城镇化中长期规划的过程中，各方几乎同时都认识到小城镇是我国健康城镇化的一个命脉。如果没有小城镇的健康发展，健康的城镇化是无法保证的。拉美、非洲等国城市化的历史教训已证实：没有小城镇作为“拦水坝”，人口的洪流就会大量地涌入大城市；没有小城镇提供的就地城镇化，农民进入城市就易引发“贫民窟病”；没有小城镇对区域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贡献，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大。这些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发展如果不够健康、协调，将来即便形成城市群，在经济上也会是低效率的。我们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解放日报》2.22 仇保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