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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学说“再见”一词，课本上配的是蒂博夫妇接吻的图片，辅导员就提醒我们要正确对待。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建交联合公报。
随着中法建交，中央估计国际形势将发生新变化，我国可能会很快进入联合国，外交工作迫切需要大批外语人才，决定从北京、上海、河北、江苏选拔应届高中毕业生赴西方国家学习外语。
7月15日，经过严格学业选拔、政审、体检的650名学生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报到集训，我被分配到法国留学。10月底，新中国首批公派赴法留学21名进修生和82名大学留学生分批乘坐国际列车经莫斯科赴法。
外出必须三人同行
抵达巴黎，我们住在离我驻法使馆不远的雷瓦莱小区的一幢小楼里。当时，留学生内部管理极其严格，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小社会中，十多个人组成一个组，每组有一名辅导员。为保证我们的思想、学习、生活健康有序，组织上派了三名专职的留学生管理干部。
为保证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国内还派出三名厨师为我们做饭。白胖的红案厨师姓崔，瘦小的白案厨师姓冯，给他们当下手的高大年轻厨师姓陈。他们安排得井井有条，天天有菜单，日日改口味。
上学，也是坐我们自己的车，司机是国内派来的，没有其他外人，仍是我们中国人的小天地，与外界很少接触。就是到了外国大学学习，也是我们自己编班，只有听大课时才与法国及他国学生在一起。每天晚上，我们只看电视新闻，新闻一播完，我们立即起身回房间复习自己的功课。以后才逐步提出要利用外语环境的问题。我们当时的一些做法很难让今天的学生理解。
我们组织了理发组、修鞋组、电影放映组、医务室，自己为自己服务，体现了勤工俭学精神。
当时，我驻外人员为防止敌特分子的暗杀、绑架，确保自身安全，规定外出必须两人同行。我们学生须三人同行。女同学三人还不可以，一定要有男同学同行。我们人多，三人一组，分批出门，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十分引人注目。
辅导员时常为我们开“消毒会”
在巴黎，我们先后在“朗高”视听和“法语联盟”就读。当时，组织对我们提出的学习要领是：听说领先，写读跟上。
“朗高”是专门为外国学生开办的学校，推行当时先进的视听教学法。我们十多人被分成一班，老师放着幻灯，一幅画面配有一句话，每人轮流跟着老师重复那句话。先期发的书本只有画面，没有文字。上午，我们上课时死记硬背。下午，我们回家分组靠记忆复习课文。到了后期，才开始认字和书写。
1965年下半年，我们到“法语联盟”就读，与“朗高”不同，我们一入校就拿到了“法语联盟”的专用课本。因其书皮为蓝色，我们就叫它“蓝皮书”，或者用作者名称其为“莫歇”。老师采用的是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一堂课下来，就有上百个单词、短语，根本消化不了。复习时，也只能死记硬背，尽力多记。
在这两阶段的学习期间，辅导员们总结了学习较好的刘培龙、刘家骧、刘惠明同学的“三刘经验”，对同学们的启发极大。大家你追我赶，互教互学，掀起了大学习的新高潮。事实证明，这两个阶段的学习为我们进入大学文学系跟班上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巴黎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也是巴黎公社的摇篮，具有革命传统。但当时向我们强调最多的是，巴黎是世界闻名的花都，言下之意是要警惕西方的花花世界对我们的腐蚀。一到巴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令人眼花缭乱；橱窗里，三点式女模特袅袅舞动；满街上，女士们袒胸露背，顶着鸟窝头，指甲、嘴唇抹得红红的。当时国内已反资防修，就怕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年轻人的潜移默化，无孔不入。为确保我们一个不少地学成回国，组织上十分重视对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辅导员们时常为我们打“防疫针”，开“消毒会”。外国男女接吻司空见惯。事实上，外国的吻也很有讲究。同事、朋友、亲友间是贴脸；长辈对小辈是碰额头；夫妻和情侣间才用嘴接吻。当我们学说“再见”一词，课本上配的是蒂博夫妇接吻的图片，辅导员就提醒我们要正确对待。当我们说我喜欢法国（France）而误说成法国女人（fran aise）时，真怕将来择不清楚。当有人在学生餐厅与异性说话，辅导员就会提醒要注意自重，防患于未然。
特殊时期奉召回国
1967年1月18日，教育部、外交部联名通知我驻外机构，指示在外留学生于2月10日前回国参加运动。64届学生原则提前毕业；65届学生休学半年后再出国继续学习。回国后，我们才听说是当时的驻外使领馆的造反派头头利用留法学生迫切要求归国的心情，起草了一封加急电报，将五百多名留学生全部召回北京。1月27日傍晚，64届同学们从雷恩返回巴黎。
2月2日，在首都国际机场，我们受到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和首都各界两千多人的迎接。
就这样，两年多的留学生活结束了。这段时间在人生旅途中是短暂的，但对我和许多同学来说，却是终生难忘的。
（作者为前驻中非共和国大使)
(《北京青年报》1.13 王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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