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遗忘的

    车洪才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编辑室里只有一位小姑娘，问他：“您要出什么书？”他说：“出一本词典，《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没听说过。”小姑娘摇摇头。“大概有多少字呢？”“两百多万。”车洪才答道。她惊讶地抬起头，赶忙去找编辑室的主任。

    编辑室主任张文英接过车洪才的材料。她越看越吃惊，突然发现这本词典在商务印书馆是立了项的，她跑去资料室查档案：商务印书馆接全国辞书工作会议的指示，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时间是1978年。

    这意味着，到2014年即将出版为止，这部词典编了整整36年。

    天降大任

    在车洪才北京家中的书柜里，放着他在大使馆工作期间和各国政要的合影。书柜的最深处有一个本子，封面写着“毕业证书”，是他在阿富汗留学后获得的，那里是他和普什图语最早结缘的地方。

    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强与亚非拉各国的联系，这时外交部翻译干部数量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从全国各大院校抽调外语系学生去外国学习小语种。车洪才就是被抽调的学生之一。

    车洪才觉得这是一个“历史使命”，他认认真真地学了3年。回国后先是在北京广播学院教语言，然后去了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组，其间还被要求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翻译成普什图语。

    编纂词典

    1975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准备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这是个非常光荣的事情”，1978年商务印书馆把工作交给了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工作的车洪才，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出国所学的就是为了这一天。”

    同时参与编写的还包括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他们两人完全脱产编字典。老同学张敏则利用在国际台普什图语组工作的便利时常帮忙。

    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经费。他们借了一台普什图语打字机，先在纸上打普什图语，再换英文打字机敲上英文。后来俩人又想到卡片的形式利于保存，宋强民就找到了一家印刷厂，拜托他们将厂里不用的下脚料切成大小相同的卡片，于是就有了统一的格式：在15×l0厘米的卡片上，先是普什图词语，然后是注音，下面是词性，最后是释义。

    然而好景不长，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阿关系陷入恶化。车洪才担心政策会有变化，但还是安慰编字典的同伴：“这个时候应该更需要这部词典，因为阿富汗的‘亲苏’身份使它成为更重要的调研对象。”

    结果等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没有人过问这件事。只有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每隔大半年会打个电话过来，询问一下进度。

    命运不受支配

    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装了30多个箱子，塞进文件柜。“那时的工作已经完成了70％。”车洪才对记者说。

    突然有一天，院里的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把词典停一下，“让我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理由是“总该为院里做点事了吧”。车洪才临走前把装卡片的文件柜锁在外语系的办公室里。

    调研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984年的春节，他心想：“这回该让我编字典了吧。”

    结果过完年他先是被要求组织开设广播电视的函授班，一干就是5年。结束之后又被外交部借调去巴基斯坦大使馆，那时候他已经52岁。

    在巴基斯坦，他惦记着那批卡片的安全。出国前曾经发生过一件让他心痛的事，有一次外语系办公室装修，他刚好路过那儿，突然发现自己装卡片的柜子出现在水房，然后满地都是白色的片片。原来工人把两个抽屉的卡片拿出来，铺在地上睡觉。

    “你们这是犯罪知道吗？！”他冲着工人大发雷霆。“我一张一张往回捡。”查到最后还是少了，他很伤心，卡片装在箱子里，他都不愿再看箱子一眼。

    1992年，车洪才被派到了阿富汗。他重燃希望，觉得可以为词典搜集资料了。结果没几个月，阿富汗内战加剧，中国大使馆人员全部撤离。

    回国之后，学院里的领导已经更换了一批，没有人听他的汇报，也没有人给他安排新的工作。词典完全被遗忘了。

    未完待续

    2008年，不再教书有了完全闲暇之后，已经72岁的车洪才决定把词典编完。他叫上了老搭档张敏，另一个同伴宋强民已经去世，但宋在美国的夫人听说了他又重新编写词典的事，还专门打电活过来询问，说出版如果需要钱，“我赞助！”

    车洪才说：“我不求名，不求利，到现在没拿到一分钱，完全是自己花精力在搞这个东西，评职称什么的都没用过这个，用不上。”

    到了2012年初，全部的初稿已经基本完成。2012年4月，去商务印书馆的那天，是他30多年以来头一次回去。张文英女士当场就表示她愿意接手词典。按照合同规定，词典将会在2014年年内出版，每千字稿酬80元。

    （《人物》2014年第2期 王天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