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悼念活动中的医疗救护

    卫生保健组的成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按照预案，治丧委员会各工作机构很快落实成立。卫生保健组由刘湘屏（女，56岁，卫生部部长）、黄树则（61岁，卫生部副部长）担任正副组长，负责处理吊唁、追悼大会期间领导和群众的卫生保健事宜。

    卫生保健组的当务之急，是9月11日至17日吊唁期间的卫生保健工作。经过紧急处理的毛泽东遗体安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估计每天有十余万群众前来瞻仰遗容。刘湘屏、黄树则根据以往经验，决定在北大厅的东大厅内由中南海门诊部、北京医院设立医疗点，重点照顾中央首长和省市领导、重要党外人士；而首都医院（即现协和医院）、阜外医院的医疗点设在北大厅和西大厅内，主要面向一般的吊唁群众。同时，在人民大会堂外也设立四个医疗点，由北京市友谊医院、工农兵医院（即现宣武中医医院）、宣武医院、北医一院负责筹备。每个医疗点需要6名医务人员，其中内科医生2名，外科医生1名，护士3名，并各自配备一辆救护车。

    张平化是唯一出险的高级干部

    9月10日毛泽东遗体放置到人民大会堂后，北大厅就迎来一批批悲痛欲绝的吊唁人群。据卫生保健组第三期简报通告，10日这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内共有61个病号，其中因悲痛晕倒19人。天安门广场内有674个病号，其中发生一例休克，经急救后均恢复正常。

    第一天吊唁带有内部性质，来的多为中共高层领导人士，东大厅因室温过低，使那里休息的一些领导有嗓子痛、头痛、流涕等轻度感冒症状。最为严重的是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医疗点大夫打算紧急安排到北京医院做脑血流图和下消化道窥镜检查。但张平化本人却要急于赶回湖南，放弃住院，搭乘当晚六时飞机返回长沙。张平化是整个吊唁期间唯一出险的高级领导干部。

    医务工作者受到表扬

    9月11、12日以后在吊唁大厅发生的病号人数有上升的趋势，一些老弱病人禁受不住场面的刺激而在现场出现休克、冠心病的症状，都加重医疗点的工作劳累程度，大夫护士每天值班需16个小时以上。

    据9月17日晚上统计，从10日到17日吊唁期间，大会堂内共治疗398人，大会堂外天安门广场共治疗8431人，巡诊6984人，合计15813人。这么大的治疗量确是事先无法料到的，居然就靠三十多位大夫护士当场处置而圆满解决，在医学治疗史上也属一种特例。

    卫生保健组用“工作认真，积极负责，坚守岗位”这几句话来称赞参加吊唁工作的医务工作者，特别是在人民大会堂外边，在露天作业的大夫们有时冒着炎热的天气，有时还要顶着大雨，随叫随到，来回给出现不适症状的病人送药品。

    三千人突然昏厥

    追悼大会准时在9月18日下午3时举行，百万人站满了广场，气氛肃穆凝重。在开始播放哀乐、全场默哀肃立后的短短二三十分钟内，不同方队的三千二百多名参加者因“心情万分悲痛”而突然昏厥，先后晕倒虚脱在地，队形大乱，引发现场一片混乱和紧张。值勤的首都工人民兵和民警来回穿梭，手忙脚乱地把病人抬送到医疗点，历史博物馆西门一带的六个医疗点一下子集中了八百多名昏厥病人，三百多名病人送到新华门医疗点。

    人手吃紧，附近的几个医疗点闻讯赶紧派来几十位大夫支援。积水潭医院、工农兵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等单位参加追悼大会的医务人员，以及到场的各单位红医工、赤脚医生也主动跑出队伍，到医疗站抢救病人。

    9月18日当晚，卫生保健组发第九期简报，已经有了翔实的救治数字：“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共诊治20126人，其中巡诊4449人。主要疾病有虚脱3259人，心血管疾病35人，脑血管病3人，其他一般疾病16829人。”

    卫生保健组在事后小结中承认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追悼大会中，短时间内发生大量的昏厥病人，医护人员显得有些忙乱，经验不够；再则，会前没有疏通落实，救护车辆的票证问题未解决好，导致病人的转送受阻。但是相对于规模上至百万、民情特殊的追悼大会来说，这几点问题已是微不足道。

    （《南方周末》2.6 陈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