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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物之中大概只有人类是会有规律进食的，每日三餐。虽然没人规定这三餐该在什么时刻吃，但大家都明白它们有自己的合理时段。
很明显，人的这种独特进食模式不是来自动物的本能，而是一种因应环境后天养成的习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西美尔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饮食的社会学》，他指出人之所以定时吃饭，是为了要和其他人同桌共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每天三餐的规律，不限定吃这三餐的时间，我们就很难和其他人一起吃饭了。而和他人共同分享食物，是一种非常有社会意义的行为。
自从西美尔之后，很多学者进一步研究共食习性在人类历史上起到的作用，最妙的大概就是发现了民主政治与吃饭的关系了。
古希腊是民主的发源地。古希腊的公民观念和宰牛祭献的仪式有关，成年男子要在这个仪式之后才算是被人承认的公民，拥有公民该有的各项权利和义务。这个宰牛仪式的重点还不是杀牛祭神，而是大家共同分享牛肉。主事者必须按人头平均分配，让每一个准公民吃到同样分量同样重量的肉。吃牛肉的公平就意味着人的公平，没有谁能吃得更多，也没有谁能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力。大家吃完这顿公平牛肉大餐，就成了人人平等的公民，既要投票，也要轮流出任议员与执政官员。
二著名灵长类学家珍·古道尔曾经长年观察黑猩猩的生活，看看这些与人类基因最贴近的动物怎样建立它们的家庭和社会。她发现即使是这么像人的动物也不大轻易接受共食的行为。有时候一对母女同时看到一棵果树，做女儿的就必须让母亲先上；如果它敢造次，老妈就会毫不客气地打退它。如果女儿真想分上一杯羹，就要做出乞求的可怜状，才能从老妈的身边取走一点瘦弱干枯的果实。
表面上看，这是很没有“人性”的行为，可是再多花点时间观测研究，学者们就知道原来这一切“异常”的行为是有意义的。孩子看到吃的让妈先上，不就和我们人类在饭桌上礼让长者或地位崇高的宾客一样吗？而那头猩猩女儿的乞怜，其实是在表明自己的地位比较低下，需要服从地位比它高的前辈。
换句话说，黑猩猩在进食的时候自有一套仪式，在这套仪式之中，群体成员不断地确认彼此的关系和既存的权力分配。人类和其他灵长类的分别实在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每一次同桌共食，于我们而言，也是一种重复确定社会地位与权力高下的仪式，只不过我们的方式看起来比较文明比较有礼貌。我们让最值得礼敬的人先入座，而且还要让他坐首座；我们把最好的东西放在他的面前。
一起吃饭，因此是一种社会仪式，一种确定社会关系和认识自己身份地位的仪式。
三如果你单身，情人节晚餐必须一个人吃，那就真是一件值得珍惜的幸事。唯其如此，你方能体会何谓分享。
我们常听人说，重要的不是吃什么，也不是在哪里吃，更不是花多少钱去吃，而是和谁在一起。可是在情人节前的一切饮食信息与媒体广告里面，我们获得的却是相反的信息，以为菜式越丰富精巧，环境越温馨浪费，甚至付的价钱越高，我们的情人节就越难忘。
然而人生在世，注定是个体。你的喜悦，再亲的亲人也难完全分享，你的伤痛，再好的朋友也不可能体会得到。于是我们反过来更想向其他人靠近，明明知道亲身的经验是别人不能共享的，但还是希望那与人亲密的感觉可以消解一己的孤独。
比如说和其他人一起吃饭喝酒，就是这么一种融入大我消解小我的办法。
经济学家赫希曼认为,饮食满足的绝对不仅止于个体，它还能够带来集体的效益，例如一齐吃饭培养出来的情谊与团结。然而，一家人除夕吃年夜饭固然是强化了亲情，但就算我们吃的是同一碟菜，却始终不能抹杀一个事实，那就是我放进嘴的那块猪肉到底不是你吃的那一块，我吃了一条青菜就意味着你只能吃另一条了。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耶稣最后晚餐的神秘意义了。当时耶稣对着面包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大家拿去吃”，然后将它掰开分给门徒。这个仪式完成了把面包变成基督肉身的神奇转化，使得门徒参与了耶稣的牺牲，名副其实地“活在基督之中”。
所以最后晚餐是最终极的同桌共食。对于信徒来讲，他们做到了其他人都做不到的事，那就是每个人口中的东西竟然是完全相同的。如果同桌吃饭是为了打破自身的孤立，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么最后晚餐就是要使得基督徒达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团结，因为他们不只共桌，而且是真正地“共食”。
（《味道·人民公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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