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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身陷囹圄的罪犯在监狱中去世，是谁为他们送上最后一程？
老孟其人
难忘的大年三十墓碑上的线索最痛苦的一次葬礼
老孟名叫孟柏树。叫“老孟”其实并不公平，今年他才39岁。但是那花白的头发，持重的神态，严谨的话语，却让他显出与年龄不相符的沉稳老练。孟柏树说，干这个工作，人还是显老一点好。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在监狱里有罪犯因病去世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北京延庆监狱是专门关押老病残和精神病罪犯的特殊监狱，耄耋之年和患有各种疾病的罪犯占80%，相当一部分罪犯还患有较为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较之其他监狱，因病死亡的几率更大。
孟柏树是地地道道的延庆人，在农村长大。村里哪家办丧事都很隆重，要让亲人体面地上路。为了监狱里的罪犯也能“体面”，老孟一趟趟跑殡仪馆、查验尸体，从抬尸到穿寿衣，甚至给尸体按摩，干了不知多少人们想不到和干不了的事情。
“这活儿，谁给您安排的？”记者问。老孟乐了：“跟您说实话吧，没人安排。”
孟柏树说，2005年左右，处理罪犯善后的工作交由他们生活卫生科负责，并没有明确分工。当时科里一共5个人，一个科长，他是副科长，还有个马上就要退休的老同志，外加两个女干警。环顾左右，“就我年轻，算是最‘合适’的。”
没用别人指派，厚道的孟柏树“当仁不让”地揽过了这摊活儿，一干就是8年。
8年中，孟柏树共处理案例几十起，总用时565天，平均每起用时13天，最长的一次用时123天；调查走访相关单位或个人千余次，行程20余万公里；与相关当事人通电话2000余次。
孟柏树是个有心人，干了这个工作之后，他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十几本日记，详细记录了每一起罪犯死亡事件的处置过程。
难忘的大年三十
2005年2月8日 星期二 除夕
今天是大年三十，值班，罪犯陈玉明因病在监狱医院去世。
——老孟日记
大年三十的一大早，老孟接到电话，说罪犯陈玉明去世了。在中国人的传统中，哪怕多熬过一天，也算多活了一岁。陈玉明走得急，老孟心里也有点别扭。“咱得抓点紧，天黑之前一定把人送走，争取晚上还能过个安稳年。”老孟跟同事商量着。
“说实话，当时真有点蒙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老孟第一次处理罪犯死亡善后，再加上年三十办丧事，足够他记一辈子。
也巧了，和老孟一起值班的同事小袁正好是之前一直负责罪犯善后工作的，轻车熟路。
罪犯在狱中死亡，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尽快告知家属、通知检察院介入监督、向相关领导汇报。可没想到，一通电话打过去却碰了钉子。
“家属听说后明确表示不管。”老孟还记得，陈玉明的弟弟转述父亲的话：“监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拉出去喂狗都行。”
经过了一番劝说，陈玉明的弟弟才勉强留了活话儿，等到正月十五之后再说吧。
家属不管，可该走的程序一点不能怠慢。北京市局医疗鉴定组和检察院一起进行了尸体体表检查，查看有无外伤等可疑情况，再结合此前的医疗记录等，当场给死亡原因定了性。
让老孟耿耿于怀的倒是陈家人的态度。“我就不理解，自己家人死了，为什么不管？”老孟想不明白，但他隐约感到，自己接过的这摊工作绝非易事。
过了10天，老孟和同事又联系陈玉明的弟弟，双方约定在居委会见面。
陈玉明的弟弟说，哥哥生前给他们家，特别是给老父亲造成了极大伤害，全家没一个人待见他。父亲根本都不认有这么个儿子，坚决不让管他的后事。
让直系亲属了解罪犯在狱中的生活、治疗、抢救情况以及死亡原因,是监狱的职责。一般情况下，罪犯在狱内正常死亡，家属对死亡原因没有疑义，与监狱签署死亡处理协议，治丧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干警们不厌其烦地解释，做了很多工作，陈玉明的弟弟才不情愿地签了字。
“我给你们签字，但是一切后事都别找我们了，骨灰我们也不要，监狱想怎么处理都行。”最后，他还不忘嘱咐干警：“千万别跟我爸说，不然他非打断我的腿不可！”
这头一次经历，让老孟看到罪犯的后事与社会人的最大不同——仇恨大过了伤感。一个人犯罪给家庭带来的伤害由此可见。
墓碑上的线索
2007年4月4日 星期三
罪犯袁洪江病亡，查无直系亲属，只有一个未婚妻。
——老孟日记
罪犯袁洪江因心肌梗塞去世。档案中没有直系亲属的记录，多年来，只有女友经常来探视。可是，女友并非亲属，不能签字处理后事。
“你再想想，这些年见过或听说过他们家有什么人没有？”孟柏树耐心地提醒她。袁洪江的女友思索片刻，突然想起来：“入狱前，我陪他去给他父母上过一次坟，我记得立碑人还有一个袁洪海。”
墓碑上的线索让孟柏树如获至宝，这人极有可能是袁洪江的兄弟！他到公安局户籍部门从全市户口中查询，根据年龄和籍贯划了个范围，圈定了最有可能的8个人。
孟柏树找了5个派出所、8个居委会逐一核查，其中7个都被排除了。只有地址在呼家楼的袁洪海一直没能找到。孟柏树隐约觉得，自己要找的人就是他！
孟柏树实地走访，问了几户老居民，得知袁洪海一家早就搬走了。一位老街坊记得，这家的女主人在一家出版社工作。
顺着这条线，孟柏树通过出版社老干部科查询，他要找的袁洪海就是一位退休女编辑的丈夫。孟柏树兴冲冲地给对方打电话，对方却矢口否认。“袁洪江？不认识，你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户籍档案出不了错，莫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孟柏树转变方式，把自己的来意告诉出版社工作人员，让他们再帮忙联系，转达意图。
很快，这位女编辑回了电话，她就是袁洪江的嫂子。原来，袁洪江当年犯诈骗罪进了监狱，却害苦了哥哥一家。债主天天登门讨债，无辜的兄嫂实在还不起钱了，只能不断搬家，想过几天安生日子，哪里还敢认亲？
孟柏树好言相劝：“血缘关系是割不断的，他这辈子给你们全家造成了很深的伤害，但从他去给父母上坟这事可以看出，他还是渴望亲情的。你们签了字，也能让他有个归宿啊！”
一个非亲非故的民警都这么上心，让袁家人再难推辞。袁洪江的嫂子和孟柏树见面，在处理协议上签了字。
当天下午，袁洪江的尸体在殡仪馆火化，女友说：“他的骨灰，监狱帮忙多存两年。如果那时我心里还有他，我就取走。”
最痛苦的一次葬礼
“经常和死人打交道，一趟趟出入太平间、火葬场，穿寿衣、抬尸体、置办装裹，您不觉得晦气吗？”记者问。
“怎么不觉得？”孟柏树天不怕地不怕，他相信，身上这身警服就是最避邪的。
孟柏树的妻子是个中学老师，两口子感情笃深，还有个听话懂事的儿子。2008年8月，妻子被查出患上乳腺癌。
孟柏树说，这个工作没个准谱，有时大半夜被叫走，或许天亮才回来。贤惠的妻子从没发过一句牢骚。
妻子生病时，校长给了很多照顾。为了给妻子治病，孟柏树把房卖了，买昂贵的特效药。虽然孟柏树在尽一切努力想救妻子，但他们都清楚，那一天早晚会来。那时候，和妻子在一起的日子对孟柏树来讲，格外珍贵，他如同掰着手指头掐算时间过日子。
“为什么不跟领导申请换个轻松一点，能有更多时间照顾妻子的岗位呢？”记者问。
“说实话，太想了，可是确实不好意思提要求。”孟柏树就是这么憨厚。
2012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妻子周身。当年10月，妻子走了。孟柏树经历了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次葬礼，亲手给妻子擦身、穿衣服，把她送走。
打那之后，孟柏树每次出入殡葬馆，都好像往事重演，一次次撕开他的伤疤。孟柏树用毅力和对职业的忠诚扛着。
孟柏树摩挲着自己的日记本，那是他8年来的心血和付出。他说，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带一两个徒弟，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传下去。“有一天我不做了，还得有人继续做这个工作。”
“我接受您的采访，并不是为我自己。我已经坚持了8年，什么都看淡了。我只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工作，为今后接班的人争取一个更好些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孟柏树的话朴实又真挚，他什么时候都先想着别人。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北京晚报》1.28 孙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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