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何破裂

    合作缘起暗藏矛盾

    十月革命后，俄国在国际上备受孤立，为寻求新的盟友，苏俄一直在中国寻找合作对象。他们认为共产党还很弱小，担负不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苏俄把目光锁定在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上。他们寄希望于国民党能够“左转”，但这一过程要靠苏俄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于是马林想到了国共合作：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通过联合国民党内的革命力量，改造并使之“赤化”为真正的革命政党。

    1923年，鲍罗廷接替马林来华，他以老布尔什维克的身份现身说法，触动了孙中山。此时孙中山已意识到，苏俄成功最值得借鉴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在组织和宣传方面的优势，而这正是国民党的短板。孙中山欲接纳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内很多人并不理解。

    《容共与分共：还原国民革命》一书的作者沈勇平将国共合作比喻为包办婚姻，苏俄和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遭到很多人反对，但迫于苏俄的压力，中共不得不同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样，孙中山接纳共产党，也遭到不少国民党大佬的反对，因迫于孙中山的威望，有意见的大佬也只能忍耐。

    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一方面是“容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另一方面，也含有“溶解”之意，把共产党溶解在国民党内。在孙中山当时的意识中，并不认为国共关系是一种“合作”关系。

    但就共产党而言，“合作”即两党是平等的关系，对国民党的“容共”表述，共产党则表述为“联共”。在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一再强调其自主独立性，强调两党关系是合作而非合并。在理论上以及内心深处，共产党人坚信自己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阶级的代表，因而具有强烈的阶级优越感和政治使命感。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想取代国民党。而国民党容纳共产党，是想溶化共产党。这便是其后双方矛盾不断的根源。

    短暂合作后关系破裂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鲍罗廷的建议下，会议完全仿照俄共的形式和规程。同时，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也重新做了解释，其中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与共产国际的解释近乎一致，民生主义除了坚持“平均地权”外，也突出强调了依靠工农等问题。

    在孙中山以及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国民党“一大”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一大后，中共果然不负孙中山所望，充分发挥了其在组织方面的才能，国民党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市、县各级党部，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党员上万人。

    “容共”政策使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忧虑共产党“反客为主”。一直苦于空口无凭的国民党老党员，从谢持由巴黎返国的女婿手里得到一份白纸黑字的证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这份文件证明了共产党不仅以党团的方式在国民党内存在，而且存有“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等“赤化”国民党的文句。

    谢持、居正、张继等老国民党员拿着证据赶到广州，决定从纪律角度提出弹劾。当时联名提交检控信和弹劾案的国民党人有2000人之多。在孙中山、汪精卫等人讨论后，决定在中央执委会之下的政治委员会之下，再设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便于与第三国际“直接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本党有关系者”。

    反对“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人不相信共产党，也不相信苏联和共产国际，怎么会赞成用加强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办法来解决国共纠纷？共产党方面同样不满意：凭什么要中共中央将共产国际发来的指示先交给这个委员会审阅，才能去执行？

    1925年，北上的孙中山染上重病。这时，已被孙中山开除出党的冯自由联络一批坚决排斥共产党员的国民党老党员，公开打出排斥共产党的旗号。共产党也在考虑孙中山去世后，如何面对陷入群龙无首的国民党。

    一方面国民党内排除共产党的倾向急剧发展，另一方面共产党内争取全面控制国民党的愿望与日俱增。孙中山的去世，使国共两党间原有的矛盾与对立都进一步得到发展和释放。国共两党最终走向关系破裂乃至全面对抗，已在所难免。

    （《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3期 黄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