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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外交部长李肇星的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近日出版，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外交风云。
文革中“红卫兵”添乱
中国于1963年12月14日与肯尼亚建交。建交初期两国关系发展较好，但很快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文革”开始后不久，红卫兵对肯尼亚一位驻华外交官采取了一些过激行为。直接原因之一是，这位外交官在一个雨天开车外出，在长安街上溅了几个红卫兵一身水。当被拦下盘问时，他谎称自己是另一个国家的外交官。红卫兵最后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后，要他赔礼道歉，并威胁要给他戴“高帽子”（“文革”时批斗人的一种方式）。还有个原因是，中国驻肯尼亚使馆向当地群众散发过《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军事文选》，肯尼亚政府认为这是干涉其内政。
为了表示对中方的不满，1967年10月，肯尼亚撤回其驻华使馆人员，并宣布中国驻肯使馆随员张宗绪为“不受欢迎的人”。1969年，肯政府宣布禁止毛主席著作在肯发行。
同年3月，肯尼亚单方面宣布将两国关系从大使级降为代办级。周恩来总理指示外交部派人在从广州到深圳的火车上找到正准备回国的肯尼亚大使谈话，尽量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2005年，我在北京接待了肯尼亚外长姆瓦奎雷。他在学生时代就对中国产生兴趣，曾私下到中国驻肯使馆索取毛主席著作。政府有关部门此后下令，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中国使馆。
经过60年代那段不正常时期，中国在国际上更加注意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肯关系逐步走上正轨。
“炸馆事件”逼克林顿写检讨
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深夜来到使馆见中国大使。这很罕见，因为平时都是大使去国务院见国务卿。
奥尔布赖特说，克林顿总统、她本人和美国政府对发生这一不幸事件深感痛心和遗憾。我对她没有首先表示道歉很气愤。我要求奥尔布赖特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但她始终没开口。
也许美国政府感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压力，态度慢慢发生变化。5月9日，克林顿就“炸馆事件”给江主席写信，“对发生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的悲惨场面和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和诚挚的哀悼”。
克林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决定在白宫会见中国大使。5月13日，我和刘晓明公使、何亚非公参一起去白宫。出发前，我们带了一本吊唁簿。
一坐下来，克林顿就郑重地要求我转达他对遇难者家属的道歉和慰问。我允予转达，又明确表示：这三位遇难同胞还是中国人民的儿女，所以总统先生应该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道歉。“中国人特别重视白纸黑字，所以请总统先生将道歉写下来。”随后，我将带去的吊唁簿交给克林顿。
克林顿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笔在吊唁簿上写下了一句话：“对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
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被美国报纸知晓并予以报道。有家报纸添油加醋，评论说李肇星逼克林顿写检讨，美国总统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样在老师面前写检讨。
（《说不尽的外交》李肇星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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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上的“李氏铃”
我到联合国没多久就发现，在安理会，各国大使都是“大腕”，开会常迟到。
开会时间到了，有的大使还在走廊里聊天。这时，安理会主席就用木槌敲桌子，提醒大家开会。有一次我举手发言说，主席先生这么敲槌子，等于惩罚已经到会的人，没有到会场的人却听不见，这不公平。英国大使戴卫勋爵开玩笑说，支持李大使的意见，应该像中国京戏里那样敲锣，让室外的人能听到。我说，可惜中国京剧的锣声太大。戴卫勋爵建议安装一个电铃，主席一按，走廊上的人也能听到。我表示赞成，又提了一项“补充条款”：把电铃的线连接到附近大使们常去的咖啡厅。于是，那次安理会经过表决，批准一项专门“预算”，不到400美元，设立一个提醒“开会了”的电铃，大家管它叫“李氏铃”（LiBell）。这算是我代表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所做的一点儿“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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