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投入水中的一枚石子

    老伴儿陈乐民2008年去世后，资中筠便一个人生活。她住在北京南三环内一个老社区，喜欢简单平静的生活。她广泛地关注社会问题，2013年12月，她的两本新书《美国十讲》和《老生常谈》出版。

    资中筠1930年生于上海，“我上小学的时候，在抗日战争之前，课程中专门有公民课，包括不随地吐痰、对人要有礼貌、不随地扔垃圾、过马路要看红绿灯，等等。因为这些不是你的单纯的自由，而是可能危害到别人的健康和安全。大家都得有规矩，公民社会就是一个有规矩的社会。”资中筠说，“公民”对立面是“臣民”，前者是“citizen”，有规矩、守法治，后者是“subject”，不独立、少有法治精神。

    1947年从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后，她考入了燕京大学数学系，后来转外文系。次年，她转入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大学毕业之后，资中筠主要从事翻译工作。

    “参加工作之后，兢兢业业做小公务员，在没完没了的长期‘思想改造’中曾经觉得读书无用反而有害，大好光阴虚掷。”1980年，50岁的资中筠厌倦了“迎来送往”的工作，她生了一场病，于是就以身体不好为由，主动申请调到外交部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

    “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心中不以为然而又必须照上级意思办的情况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不能忍受。”资中筠说，她生病动手术、打麻药之际，忽然有个想法：“如果一病不起的话，我有什么遗憾？”结果她发现连没有做完的事情都没有，她觉得太遗憾了，觉得应当做一点符合自己特点、有长远意义的事情。

    一个偶然的机会，资中筠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当副所长。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研究机构相对说来上下级关系不那么森严，她希望因此获得一点独立思考的空间。

    1980年代早期，“智库”这个词刚刚被从美国引入中国，许多学者想到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出谋划策都十分兴奋。但资中筠属于少数派，她不认为中国的学者能够对政策制定产生多大影响力，即便正值“改革开放”。“我认为学者在中国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公众知情，从长远看，公众也许反过来会对决策圈子有某种正面的影响。”她把这种影响称为“涟漪效应”，熟悉资中筠的人都觉得，“她像那枚投入水中的石子”。

    资中筠的诸多发言，也引起一些不满。有人说“她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指她过于理想主义，不切实际。她说，这是由于“我反对很多一些现在大家已习以为常的但其实是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做法。如果大家都以‘现实’为名与各种潜规则同流合污，那么全民族都会堕落”。

    也有很多人称赞她有勇气，资中筠则笑言：“只是说说话，算不得勇气。我太老了，没有行动能力，对谁也构不成威胁。但是我还是更佩服那些能够起而行，在艰难中甚至冒着风险为社会切实做出贡献的人。”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担当的精神。中国古代士的精神，已经很少很少了，犹如花果飘零。资先生是少数的花果之一。”学者马立诚说，有两句诗送给资中筠先生最为合适：“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1期 刘炎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