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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多离不开一，一也离不开多
在西南联大念书期间，一次，在吴宓教授的“英诗”课上，黑板上写满了One（一）和Many（多）。
一个大One在最上端，两旁包括一个小One和一个小Many，然后在小One和小Many下面又分别写上更小的One和Many，如此类推，层层叠叠，一直叠到黑板最下端，便是许多省略号。而他讲的内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多离不开一，一也离不开多。
吴先生在课堂上不时讲到翻译问题，主张翻译要以“信达雅”为目标，直译、死翻不足道。当时联大同学每到周六，多爱到市区的南屏电影院看美国电影，据传《长相思》《鸳梦重温》《翠堤春晓》《蝴蝶梦》等电影的片名大多是吴宓的译作。同学们议论起来，无不称赞这些译名之典雅，但实际上皆非从原文死译而来。
例如《长相思》的英文原文是Old Maid，直译应是“老处女”，显然不够典雅，意译成“长相思”，而在括号内注明原文“老处女”，这就既典雅又不失原意。我从联大毕业以后，还经常在人前称道吴先生的这些影片译名，无不点头赞许，不料几年以前，一位大学宣传部长、中文系教师却提出了异议。他说：“要是现在呀，就直译成‘老处女’，赤裸裸的，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我不禁感慨系之。
吴先生为人耿直。一次，我和经济系一位好友在图书馆前见到吴先生，想请他为我们私人教英文，给他报酬。然而吴先生却不等我们把话说完，就劈头一句：“我是岂能靠钱买得的？我再穷也不会……”我们原来是一番好意，觉得抗战时期，教授们也都生活艰苦，我们自己在外兼差，赚了点钱，也算给老师一点补助。当时年轻，做事太冒失，可我们对他更增加了一分敬畏之心。
宗白华的“沉重”
1952年院系调整，宗白华先生从南京大学调来北大。在那个年代里，宗先生是被改造的对象，他在北大哲学系从未受到应有的尊重和待遇。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宗先生住在未名湖畔健斋二层的一间单间房里，经常独自背着一个破旧的蓝色书包，步行到西校门赶公共汽车进城。据说，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这样进城一趟看艺术展。
大约是“文革”期间，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车上碰见宗先生。我称赞他是陶渊明式的人物，他便讲了不少关于对陶渊明的看法。主要意思是说陶渊明“不自以心为形役”，许多人把这句话误解为陶渊明从来都不自以心为形役，其实，陶渊明说的是“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陶渊明分明是懊悔自己过去曾经以心为形役。宗先生说：“人生活在现实中，哪有绝对不自以心为形役的？能像陶渊明那样说出懊悔的话来，就算超脱了啊！陶渊明的心情其实很沉重呀！”
宗先生本来是讲生活体验、讲人生哲学和生活艺术化的美学大家，可是越到晚年，他越来越转变得远离现实，只谈抽象美、形式美，而且越来越少写文章，尽讲“散步”。
他在散步过程中“拾花”“拣石”时究竟“沉思”些什么，从来没有透露过，学者们似乎也很少谈论过、追问过，只简单认为他是一个怡然自得、悠闲自在之人。我最近突然想起了几十年前在公共汽车上遇见宗先生的那番情景和对话。我想，从宗先生的经历和思想转变中，至少能窥见一点他“散步”过程中所“沉思”的具体内容之“沉重”。他在散步中所表现的自得自在，实际上是对“沉重”的一种超越。
（《张世英回忆录》张世英著 中华书局2013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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