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你怎么看王岐山推荐《大清相国》呢?
王跃文:领导同志把自己喜欢读的书讲出来,一则体现真性情,二则也推动读书活动,能让更多的人多读书,这是件好事。我习惯于书出版之后就不再过问旧作,会投入下一部作品的创作。
记 者:你怎么会对陈廷敬这个人物感兴趣的?
王跃文:我写《大清相国》只是非常偶然的机缘。有一年我去山西阳城陈廷敬的故居皇城相府参观游览,听了当地人对这位先贤的介绍,顿生敬仰之心。随后,我查阅了陈廷敬相关的历史资料,读了大量同时期的清代正史和野史、笔记,积累了写作素材。越读史料,写作的冲动越强烈。
记 者:你花了多大精力做史料准备?
王跃文:我买了一套《清史编年》,从清顺治开始每天发生什么事情,大臣们是怎么奏报的,皇帝是怎么批示的,下面是怎么执行的,一天天记载下来。我把康熙朝的两大本全部读完。这套书虽不是原创史书著作,但史料都是从《清史稿》《清实录》《国朝纪闻》以及当时同清朝有交往的日本、朝鲜等国的史书中辑录的。读这样的书,帮助作家熟悉历史、掌握史实已足够了。但是,写小说仅仅读正经史书是不行的,生活的现场感,古代生活的体温、肌理、细节等等,只能从杂书中读到。
记 者:陈廷敬自己总结为官之道是“等、忍、稳、狠、隐”五字,这五字是从何而来的?
王跃文:不是刻意总结出来的,而是从人物刻画中自然生发出来的。陈廷敬14岁中秀才,21岁中进士,可谓少年得意。但是,官场老手们岂能让黄口小儿得意?所以,他必须先得等与忍,待到能做事的时候还要学会稳,一旦大权在握则要大刀阔斧建功立业,即所谓狠。这里讲的狠不是心狠手辣,而是敢于铁腕任事。但是,毕竟宦海风高,不可过于恋栈,当隐之时就要功成身退。
记 者:在你的写作概念里,官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王跃文:皇权时代,不管有多少看上去很铁的“律例”,都是不可能实现理想的清明政治的。比如,清初朝廷规定,官员不得同商人往来,凡向商人借银一千两者,论死罪。但是,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律例”不敌“陋规”。京官外放,得打点在京同僚,拜托往后有事多多关照,这份礼叫“别敬”;夏天来了得给京官送礼,叫“冰敬”;冬天来了也得给京官送礼,叫“炭敬”。地方上官场下级打点上级,也有各种陋规名目。清代京官清廉自守会很穷,陈廷敬不贪,除了他自己的操守过硬之外,有个重要原因是他家里富有。
记 者:陈廷敬某方面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官员典范,这样的典范有何现代意义呢?
王跃文:我用小说讲述这位古人的故事,经常面临一个责问:难道我们这个时代还要提倡陈腐的清官意识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有些莫名其妙。时代发展到今天,人们都知道制度建设非常重要,这是常识。但是,这同效法前贤并不矛盾。离开时代性不说,道德层面做人的基本准则是亘古不变的永恒价值。我曾这么概括陈廷敬的形象: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我认为,这些对当下官员仍有借鉴意义。
(《东方早报》2013.12.25 石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