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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谈文学，不论红学，这一次著名作家刘心武与记者深入对话的是时下颇为时髦的大数据时代的量化思维。在认同数据量化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刘心武也表达了自己隐隐的不安和深深的疑惑。
“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所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凡事有喜必有忧。量化带来的喜不必多言，忧的则是当量化渗透到社会各个毛细血管后，就使得一些人形成了数据迷恋。就像我写过一篇叫做《一把米有多少粒》的文章，讲一个老太太要煮饭，她抓了一把米；可老觉得要数一数这一把米到底有多少粒，她才能指挥保姆煮饭要用多少米，这就很荒谬。
就像过去看病，没有现在这么现代化的条件，医生基本都得先给你测体温、量血压、拿压舌板看喉咙、用听诊器听一下前胸后胸，然后再问一些基本情况，最后再做诊断。现在这样的程序很多都没了，更多是靠化验、靠机器检查。特别是一些通过问诊可以判断的小毛病，好像不经过那些机器的检查检测，拿不到数据，就没办法诊断了。说实话，我这一代人还不太习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情感里面蕴含着很多微妙、难以量化的因素。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对年轻的父母站在婴儿床前，孩子睡着了，他们先看看孩子，然后两个人对望一眼，之后再看看孩子。这是人类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个画面，你怎么量化？这一瞬把恋爱、婚姻、生育中的美好的东西，全都集中体现出来了。如果你一天到晚都在算计、在量化，忽略了这些非量化的东西，夫妻间就只剩下吵嘴或是讨论钱的问题，就会错过人生的很多美好。
尊重和敬畏文化
十多年前，我和老伴到巴黎卢浮宫参观，当我们站在米洛斯的维纳斯雕像面前时，老伴激动得不得了。那时她快60岁了，居然双脚轻轻一蹦，两手一拍紧紧握住，然后就一动不动地盯着雕像，活像个小孩儿。因为她从小就在书里、影像资料里看维纳斯石雕像的图片，终于有一天她真的站在了原作面前，你想她的那种快乐、那种欣喜，能用数字来衡量吗？那完全是一种非量化的审美经验。这也成了她去世以后，我回忆她的一个亮点。
还有一次，我在博物馆看古瓷器展览，就听到有人不断问“这件值多少钱”、“那件值多少钱”，顿时败兴。
我有时候会到学校里给大学生讲《红楼梦》，他们的一个普遍性的思维误区就是，一本《红楼梦》养活那么多人，什么研究者啊、推广者啊，太可笑了。我总会听到有人问，“《红楼梦》能当饭吃吗？”
这种思维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是单一的价值判断标准。
2000年，英国的英中协会请我去伦敦图书馆给伦敦市民讲《红楼梦》，来了一百多个人。有一对老年夫妇，先生是邮局职工，太太是护士。他们后来跟我说：“听说曹雪芹是中国的骄傲，《红楼梦》跟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伟大，我们想了解中国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坦率来说，今天您讲的这些我们听不太懂；但我们心里涌动着一种对你们文化的尊重和敬畏。”
做一些无用的事
我推崇多做一些无用的事。比如在我家，经常是父亲拉胡琴，我唱京剧，大家一起聊《红楼梦》，一家人去看戏、看电影，回来以后讨论，偶尔也有哲思空间，大家议论一下生老病死等终极问题。
即使在阶级斗争最厉害的时期，只要我有机会，有展览一定要去看，有音乐会一定要去听，有戏剧演出一定要去观赏。有了这些文化的滋养和积淀，就不管外界怎么阴晴雨雪、世界如何焦躁不安，还是会守住内心的一些东西。
人们老怕自我量化的结果是自己成了劣等生，总是担心社会的大戏院已经客满，自己找不到座位；有时候虽然有座位，但又想着坐前排、坐包厢、坐首长席。
一位熟人跟我说，他曾一度为自己的住宅里只有一个卫生间，而昔日同窗家里却享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卫生间而陷入自惭形秽的焦虑；但一次他却在仍住在胡同杂院、如厕还需出院的另一位同窗家里，感受到了其家人间无法用数字量化的那种温馨亲情，之后他就醍醐灌顶般清醒过来，再不让几个卫生间之类的量化焦虑破坏自己的心情。
（《解放日报》12.6 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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